2、原因

只有这样一种宗教或精神力量的作用，才能解释在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巨大废墟上，经由原有居民、蛮族居民和混血居民而产生了文明“重生”的原因。因为这种宗教使得一个一个的皈依者的生命发生改变，最终使人民总体的精神气质发生改变，从而不但能创造文明，而且能创造一个同以往不同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这情形，就仿佛高明医生的神奇治疗，使得一个一个的细胞发生良性的改变，最终使整个身体康复、恢复活力一样。[10]

这一“文明重生”现象造成的新文明即西方文明，其与古典文明的“总体特性”之不同，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基督教精神气质。换言之，基督教既是这一“文明重生”的原因，是其生长的动因，也是这一新生文明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灵魂。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其宗教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圣经》要求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他通过他那与神性并列而合一的人性，通过他那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已的人格，通过他的生、死与复活，通过他那与众不同的教导，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改变了从少数使徒到千百万人、从凡夫俗子到帝王将相的生命和灵魂，而这些被改变了的人(不论是否意识到)，则必然会、事实上也已经使世界发生巨变，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并把它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根本原因发生作用的过程，从平凡懦弱、作鸟兽散的十二使徒变成勇敢坚毅、“搅乱天下”的殉道者，从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变成传扬基督教的保罗，从被砸死的司提反和“正义者”雅各布到被投进狮虎之口的“无数”基督徒(当时著名史家塔西陀语)，从勇对“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者并且“在追求正义方面不亚于真正哲学家”的普通基督徒(当时著名医生盖伦语)，都能看到。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的要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15)，都知道彼得的警告——“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彼得前书》4：3)，所以，他们不随从罗马帝国流行的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以致于罗马人恨恶他们，指责他们“不参加我们的表演，不加入我们的游行，不出席我们的宴会，还厌恶神圣的竞赛”——所谓神圣的竞赛，就是强迫角斗士们同野兽搏斗或相互残杀，让观众取乐!然而，尽管在罗马帝国各地，基督徒都居于被社会歧视的少数和弱势地位，尽管他们在三百多年的长时期里时常受到迫害，有时还遭受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公开的、残酷的迫害，基督徒的人数还是不断增长，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信仰、生活与行为方式，感动了从穷人到富人、从平民到贵族的广大人群，甚至感动了士兵、军官、皇族以至皇帝本人。[11]最后的结果，就是311年皇帝伽勒里乌斯发布《宽容法令》，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后来也予以签署;313年后二者又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并发还教产;380年狄奥多西一世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命变化的结果。实际上，刚才提到的四个皇帝，有三个本身也皈依了基督教。[12]

3、结果

个人生命的变化，导致行为的变化;大量的个人行为的变化，则逐渐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风尚、习俗、惯例乃至制度的变化，最后是一种变化了的、全新的文明之兴起。

只看基督教对皇帝个人的影响所造成的制度改良，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君士坦丁大帝废止对奴隶施用烙刑和用十字架钉人的酷刑，康斯坦提乌二世废除把犯人男女不分关在一起的恶法，瓦伦丁尼安一世受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影响而下令禁止堕胎和杀婴恶俗，狄奥多西一世之子洪诺留禁止流行了七百年的角斗士表演。所以，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A. Schmidt)评论道：由于这些以及后来千千万万被改变了的人的行动，“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仁慈、更加文明”。[13]

的确，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个状态，即比希腊罗马和各个民族的古代世界都更加“仁慈”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而西方文明的“兴起”，或在古典文明灭亡之后的“重生”，又是基督教影响的结果。这种文明同以往的和其它的不那么仁慈的文明之不同，及其诸多的成就，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几乎一切重大方面。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癌症与重生：罗马帝国、西方文明与基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