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在劳动观念在财产观念方面。

古典文明鄙视体力劳动，包括柏拉图和西塞罗在内的希腊罗马哲学家都有此观念。人们依靠大量剥削奴隶的劳动，而享受舒适和所谓高雅的生活;包括城市平民在内的非奴隶各阶层，都以人生享乐为第一要务。这种鄙视、压制又剥削劳动的文化和制度，终归会腐烂和崩溃——罗马帝国最后的境况，就是连农民都不再种地。

在这方面，基督教又同古典文明唱起了反调：耶稣本人是木匠，保罗本人也是制帐篷的工人;而基督教会的教导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劳动非为生活，生活乃为劳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基督徒遭到罗马人嫉恨的原因，除了其道德清高，还有其勤劳致富。后来修道院在开荒垦地、发展农业和其它产业方面对欧洲经济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重要史实。

与此相关，劳动应有合理报酬以及私有财产权的观念也相应产生并巩固下来。同时，把奴隶当成财产和工具的古典观念，也遭到了基督教的颠覆：从保罗关于奴隶与主人应一视同仁的观念开始，拉克坦修、圣奥古斯丁、圣克里索斯托等教父思想家，均论述过反奴隶制的理论，并导致许多基督徒的释奴和赎奴行动，甚至有奴隶当选教宗的情况。这一历史潮流虽曾遭遇阻力和反复，但最终导致从古代世界所有国家到今日世界某些国家长久盛行的奴隶制，在14世纪时已经在欧洲基本终结。

E、在自由与公正观念方面。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地区，在古典文明的大部分时期，人民的自由毫无保障，社会的公正更谈不上，因为民权的意识十分淡漠，而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要限制君权，应以自然律或神律为基础才能公正的观念，在中世纪之前是很弱的。

前面提及米兰主教安布罗修要求皇帝狄奥多西忏悔的事件，以及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卡诺莎城堡”事件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事件，都表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制约或限制。特别是1215年英国暴君约翰王签署的《大宪章》，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比如在国会无代表则不纳税，不经审定有罪则不受关押)，同时又要求国家的公正(比如对人民不付报偿则不取走其财物，未经人民同意则不侵害其权益)，而且还规定了国王违约时的惩罚措施。这份《宪章》正是各阶层民众和教会一起限制暴君君权的结果。

事实上，从耶稣申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来，从德尔图良到马丁路德的无数基督教思想家，为宗教自由做了无数的论证，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的无数神学家，也对国家权力和世俗法律之基础与限度，作了无数的论证。这一切都为重视自由与公正的现代宪政奠定了理性和历史的基础，更显示出强调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与强调城邦或国家的古典文化完全不同，从而突出了基督教在确立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核心价值方面的塑造性作用。这种文明由此而有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医疗、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诸多方面的空前成就，在此就不用列举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导致人类文明空前发达的“西方文明”，其重生乃因基督宗教，其灵魂乃在基督宗教。失魂的古典文明之命运，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文明如果失魂，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仅仅是拭目以待呢，还是要坐言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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