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代表性论着为周一良、吴一廑主编之四卷本《世界通史》卷一“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3)。该书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全部文明史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发展阶段。但1980年代“东西方”分野的概念迅速普及之后，绝大多数著述和教材、通俗读物均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归为“西方文明”的“上古部分”。
[2]最近从突尼斯到埃及、从也门到利比亚以至叙利亚的重大事变，更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似乎过于强调了现存各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各文明中的社会成员受西方文明影响和倾向西方文明的程度(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北京，1999)。
[3]广义地说(以一个中央政权统辖诸多民族和广大地域即可称“帝国”而言)，罗马帝国大约存在了八百年(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公元476年);狭义地说(以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即“皇帝”为首方可称“帝国”而言)，罗马帝国大约存在了1500年(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53年)。相比之下，在中华大地上，西汉帝国和东汉帝国各存在大约200年(把两汉合起来再加上新莽时期，这个中国最长的朝代起迄年代是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共400多年)。本文讨论罗马帝国，是在前一意义上说的，故不包括东罗马帝国。
[4]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00)。而汉代人口最多时为5千余万。
[5]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二卷，“结语”(东方出版社，1999)。
[6]传说中的弟兄两位罗马建城者，兄长名罗慕洛(Romulus);实际上的罗马帝国创立者，自号奥古斯都(Augustulus)。看来，这名字同罗马的成与毁都有关联，似乎是一个讽喻。
[7]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齐思和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63)。又一个讽刺是：奥多亚克当时只要求偏安一隅的东罗马皇帝芝诺让他做首相，所以罗马元老院视之为东西罗马重新统一，甚至为此在罗马为芝诺竖像。于是，这次所谓的“统一“，实际上却宣告了西罗马帝国彻底灭亡。
[8]威尔·杜兰的二十余卷《世界文明史》(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Simon & Schuster,1935-1968)用了500多页分述“基督教颠峰的文明”，各章的年代基本上都起自11世纪或更早。他在谈到加洛林王朝的文学与艺术和埃里金纳(Eriugena)时，直言“怀疑把黑暗时代一词加在9世纪身上是否恰当”。(《信仰的时代》，第671页，东方出版社，1999。)
[9]《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878页(东方出版社，1999)。杜兰还指出，罗马衰亡的原因，是其人民的道德败坏：“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其灭亡，常非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其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她的人民，她的道德风气、阶级间的斗争、商业的败落、官僚作风的专制政治、繁重的课税及耗费浩大的战争。”“道德低落，促成帝国的瓦解，难得的纯朴和信心所造成的刚健性格，也在耀眼的财富和不信仰的自由中消失殆尽……美学和道德的标准也因追随时尚而降低，色情泛滥，而政治上的自由却大为减少。”(《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875页、877页，东方出版社，1999。)
[10]杜兰把基督教与新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这个新文明的养育之母便是基督教会……基督教的历史性任务，便是为所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非与人性相投之戒律，提供超自然的认可与支持，以重建人格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利用一种由神话与奇迹、恐惧与希望和爱心等融合而成的信条，将较温雅的行为理想注入粗鲁的蛮族心中。这个新的宗教奋斗着去掳获、驯服并启发野蛮和堕落的人心，去铸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帝国，再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就如他们曾为希腊的魔力和罗马的伟大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第62页，东方出版社，1999。)
[11]公元286年，军队司令莫里斯宁可自己被杀，拒绝执行屠杀基督徒的命令。另外也有罗马士兵集体拒绝执行屠杀命令的记载。最后一个不信基督教的皇帝，著名的“背教者朱利安”看到基督徒在大瘟疫当中救助病人的情况后，曾经感叹说：“邪恶的加利利人(他如此称呼基督徒)抚慰他们的困乏者，也抚慰我们的困乏者，而我们的同胞却如此缺乏互助，实在丢人。”(《朱利安书信集》49，以上见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第17页，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狄奥多西一世颇为典型：他曾因帖撒罗尼迦城的百姓杀死他的总督并碎尸游街而震怒，下令屠杀城内居民;米兰主教安布罗修要求他为此当众忏悔，他以皇帝之尊而拒绝，并要照样进教堂做圣事;安布罗修亲自在门口阻挡他进入;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服从了主教的要求。
[13]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见其着《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15]同上书，第33页。
[16]《道德论丛》2.171D，转引自同上书，第34页。
[17]摩西五经、《加拉太书》、《启示录》都禁止堕胎，《十二使徒遗训》说：“不可堕胎或杀孩童”。
[18]拉克坦修说：“丢弃和残杀一样邪恶”(《神圣法规》1.6);巴西尔称堕胎者为杀人凶手(同上书，第38页)。
[19]以至于被认为是杀人不眨眼的海盗民族挪威的国王，都把弃婴定为谋杀罪。
[20]同上书，第45页。
[21]与此相关的，还有古典文明中随便自杀的风俗，也遭到基督教的抵制。
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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