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今天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甚至充满了解构的力量。这让吴建民大使的脱胎于体制的“天然正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让知识与权威再分配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这种解构往往集中表现在医生、教师、律师等行业当中，对于政治精英的解构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内政来说，外交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放开的话域，也正因为此，外交领域内的“政治正确”在近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解。

在“中国外交是不是偏软”、“中国外交官是不是翻译”等话题背后，是社会力量对体制权威的颠覆与冲击。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吴建民与罗援的辩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统是可以骂的，可是军方的尊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国，这种对于外交系统的冲击与颠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来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对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宽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下，讨论外交“偏软”，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为了一件既不犯规，又迎合大众颠覆心态的事情。在媒体高度商业化、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的营销就成了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当中，吴建民大使就成了绝佳的题材。

吴建民大使的悲哀之处不仅仅是在于，他处在一个“政治正确”与专业权威同时遭到颠覆的时代，而且在于他真诚地误以为，和他辩论和他冲撞的人与他进行的是观点之争。事实上，大多数与他争论的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而已。然而这种营销是危险的，对于装疯的人来说，装着装着就疯了并不罕见，对于无知的看客来说，对疯狂见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疯狂的危险前兆。

吴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危险性的大声提醒，其实透着一股无奈的困惑——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游戏，还会有人如此津津乐道。吴建民大使其实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爱这个国家，只是通过装作爱它来捞取利益，而并不关心这样的游戏，对这个国家究竟是好是坏。这是吴大使的困惑，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文/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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