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派的思想家断然否认在先天遗传的特征上，人们不同于他们的祖先。在这些人的见解中，西方文明的白种人与爱斯基摩人（Eskimos）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后者在趋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中落后了。这不过是时间上几百年的差异而已，人类从人猿的祖先演化到今天的人，经过了几十万年。在几十万年当中的几百年，不算一回事。这不足以支持种族差异的假说。
行为通论和经济学与这个争论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无关。但是这两门学科必须有所警戒，以免那些敌对观念的冲突中所显出的偏见的纠缠。假若那些盲目反对现代遗传学的人们不完全不懂经济学，他们当会为他们的方便来利用时间偏好理论。他们当会说西方国家的优越只因他们开始储蓄和累积资本财的时间较早而已。他们当会把这时间的差距解释为偶然的因素，环境造成的幸运。
要驳斥像这样的曲解，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事实：西方国家的开始储蓄和累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这是由于有些不能一味地委之于环境作用的意理因素（ideological factors）。叫做「人类文明」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走到契约约束下的合作这个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的早期就停住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继续前进。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因而他们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原创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是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到十九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所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敎国家所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法制。巴夏们（pashas）、军阀们（kadis）、酋长们（rajahs）、满大人们（mandarins）、以及大名们（daimios）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累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所赖以兴旺的基础。这些法律不是一个什么机会、历史的偶然，或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是理知的一些结晶（the product of reason）。
假若让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自作自受，我们不知道亚非的历史究竟会是怎样。实际发生的，是这些民族当中，有许多隶属于欧洲的统治，其他的——像中国和日本——是在海军力量逼迫之下才开放他们的门户。西方工业化的成就从外面进入。他们利用借到的外国资本而在本国境内投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工业化所从而产生的那些意理，却是缓慢地接受。他们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是肤浅的。
我们是在一个革命过程的中间，这个过程将会很快地把所有各类的殖民政策一扫而光，这个革命不限于隶属英国、法国和荷兰的那些国家。甚至那些从未受到任何政治侵略、而且从外国资本得到利益的国家，也想摆脱他们所说的外国资本家的羁绊。他们用各种手段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歧视的课税、赖债、变相的没收、外滙限制等等。现在，我们是在国际资本市场完全崩溃的前夕。这件事的经济后果是明显的；但是，它的政治反响就不可预知了。
为着估量国际资本市场崩溃的政治后果，我们必须记着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功效。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好好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它自己是不是准备了资本，或者说有没有资本供应，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时任何人都可自由接近毎个地区的自然财富。资本家和创业者为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从这方面来讲，地球表面的大部份可看作统合在一个世界市场的体系中。诚然，在某些地区，像英国与荷属东印度与马来西亚，这种结果只是靠殖民制度达成的，而这些地区的土著政府，大概不会自动地创立资本输入所必须的那些法制。但是，东南欧和西半球曾经自动地参加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社会。
马克思的信徒们一心一意地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居，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资本主义的一些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不是企业界、金融界的巨子所支持的。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把情势完全改变了。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消失了。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所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如果这个制度在一百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Venezuela）和伊朗的油田不可能勘采，马来西亚的橡园不可能兴起，中美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果认为，进步的国家在这种情势下将会默然而息，这是虚妄的假想。他们将要采用那个使他们可以取得迫切需要的原料的唯一方法；他们将要用征服的手段。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代替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之于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的国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经济进步之所以突飞猛进，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他们就不得不有很长的时间享受不到今天这些生产的和运输的设备，而其实质的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的高。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热烈地要求美国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可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一些无稽之谈。
但是，仅仅是寻求资本财的输入，不会使国际资本市场复活，国际投资和借款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即接受投资和借债的那些国家，无条件地、诚心诚意地尊重私有财产权；而不在后来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破坏国际资本市场的，是这种没收行为。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借贷，不能代替国际资本市场的功能。如果这种借贷是以商业的条件成立的，那就与私人之间的借贷无异，必须充份承认财产权。如果像通常的情形一样，是一种不计较还本付息的赠与性的所谓借款，那就对于债务国的主权会有一些限制。事实上，这样的所谓「借款」，大都是为换得未来战争中的援助所支付的代价。这样的一些考虑，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列强准备几次世界大战的年份当中，曾经发生过重大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资本家在第三共和的政府压迫之下，借给帝俄的大量外债。沙皇用这借到的资金扩充他的军备，而不是用它来改善生产设备，不是用来投资，而是用来消费。
文/米塞斯 节选自《人的行动》第18章，夏道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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