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热爱文学。长大以后学了音乐，但是一直对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不经常地和文学界朋友们谈天交往，并且很有收益。但同时我常常感到我和他们打的是单向球，就是我懂他们，而他们不懂我;就是说我懂他们的作品，也懂得他们作品的趣味、爱好和思想，但他们对我和我的艺术的理解却从来不但不对等，而且也从来不关注。时间越来越久，交往越来越多，我的失落感日益加深。同时我又有热烈的期望。我想，文学家和文化工作者无论如何都是我国民众中文化修养较高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能更多地理解我的音乐，或者理解西古典音乐，并由他们影响所及的推广西方古典音乐，那将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啊!

在这些人中，我也见到很少几位，他们对西方古典音乐颇有研究，有些人还著书立说。我读过一些他们写的欣赏西方音乐的自己的感想的书，尽管他们的著作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音乐家的论述，但他们对古典音乐的介绍仍然有很大意义。他们把这些论述加上自己的体会和发挥， 有时也会有一些新鲜的独到见解，这是可贵的，虽然终究没有逃脱西方音乐论述的大范围。他们这些工作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向人民宣传和普及了西方古典音乐，这对于文化交流当然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在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知识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古典音乐，最多到20世纪20年代的勋伯格为止。至于自此以后的20世纪现代音乐，大约到二战后的1950年前，他们就知之甚少了，而1950年后迄今的当代的西方音乐他们就更加知之甚少了!总的局面是越到今天越陌生，如几乎没有对李盖提、斯托可豪森、潘德列斯基、布列兹、诺诺等作曲家的介绍。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空白。

这是对外国现代音乐和当代音乐领域而言已经如此，而如果说到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和当代音乐的了解，他们又是更加知之更少或者一无所知了!这些现象使我和他们交往过程中再次颇为感慨。如果他们能够了解西方和中国的现代音乐和当代作品，并通过他们来影响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我的作品，该是多么好呀。当然这种局面也在逐渐改变着，虽然很慢。

这种现象引起我久久思考，渐渐就得出了一个看法，就是中国文学家(文学界)和文化人、(文化界)的知识结构中对于西方古典音乐、西方现代音乐和中国现代音乐的缺失或空白，这是一个重大的普遍性的文化缺憾。这也就使我逐渐追溯这种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而且只能大致从辛亥以来20世纪的新文化建立之时和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因为从此开始的中国文化结构才开始打破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才开始建立新文化。在1919年五四之前，那时的中国有文字，但是没有如同西方音乐那样的专业音乐，没有教堂音乐，没有欧洲的巴洛克音乐，也没有四重奏等室内乐团和交响乐团。五四开创和建立了白话文，但是还没有建立起新音乐。所谓的学堂乐歌也是五四前后才有的，那就是是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最早的音乐，这就是中国新音乐的最初的起步，这是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没有同步的。中国的历史有文字却没有西方意义的专业音乐。中国有个体的舞蹈艺术，但没有西方的芭蕾舞。中国有国画但没有西方的油画。中国有民歌、地方戏和民间器乐的散落班，但是作为西方古典音乐高峰的室内乐团交响乐团在中国是没有的。这大概和芭蕾舞和油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先天条件的巨大不同。

此我就联想到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们的文化结构，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新文化代表人物。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诸位前辈先生，但是没有见到他们的著作中曾论述到音乐。五四前后的留学日本的一批代表人物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们，也没有见到他们有关西方音乐的论述和介绍，好像也没有记载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过日本的交响乐音乐会! 因为那时的日本自己同样也还没有向德国、法国学来西方交响乐艺术，也没有建成交响乐团呢!仅有萧友梅先生从日本留学后又去德国留学，好像最早的去欧洲的留学生中，学音乐的也仅有他和王光祈二位。萧回国后在1923年建立了北大音乐传习所。这是对留日派而言。那么留学美欧的诸位先贤们又怎么样呢?我注意到留美的胡适先生、闻一多先生、罗隆基先生、章乃器先生，及留德的章伯钧先生，以及更多的留法的留学生们，都没有看到他们在西方曾经欣赏西方交响乐音乐会的记录。

这里，我很注意作为前驱的鲁迅先生，可能由于他童少年时代还看过那些木刻油印的三字经、二十四孝图等古老而幼稚的的图画的原因，他对于美术 、木刻曾大力提倡热情支持，但从来没有见到他对音乐艺术有什么关注和呼吁。他在上海从1927到1937的十年，上海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是活跃于中国和远东的一支最先进的代表性的交响乐艺术的团体。那时，从20到30年代，许多逃出苏俄革命的音乐家，又到30-40年代许多逃出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纳粹迫害的欧洲音乐家纷纷来到上海、哈尔宾，(哈尔滨的交响乐团最早是由俄国建立的，所谓“哈响“曾经很有影响的，但是被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哈尔滨管理，就不成气候了!)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成为亚洲卓越的一支乐队，曾经演出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大量的欧洲作曲家的代表性新作品，如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金的《罗马之松》，理查斯特劳斯的交响乐作品，还有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作品《三角帽》、《魔法师之恋》，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新鲜的现代作品，使得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堪称为亚洲第一交响乐团。但是在上海的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文艺家，如周扬们、郁达夫们，胡风们和其他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几乎都没有关注过这些演出和这些作品。也许这是因为当时的左翼文学家和文化人当时还都是身处亭子间的贫寒青年，没钱去买音乐会票。(在此我要赶紧声明，我没有条件对此进行过考据)上述概念的来源，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这些作家们的作品，都几乎没有一个涉及到对这些西方交响乐作品的了解和欣赏。鲁迅先生、茅盾先生、郭沫若们，周扬们、胡风们，几乎概没能外。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没有关于交响乐艺术的任何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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