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因素：“大跃进”在新疆的经济后果及其影响
1958年，中国大地急风暴雨般地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群众高涨的革命热 情，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1960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就构成了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这个 问题，就需要对“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州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有关统计数字和笔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看，50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对新疆的影响要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得多。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在农业 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农业生产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1961年有农业劳力262 万人，比1957年增长17%；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61年灌溉面积为4500万亩，比1952年增长1倍多；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扩大，1961年 耕地面积5050万亩，播种面积4156万亩，均比1957年增长61%。在畜牧业方面，尽管由于实现公社化导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61年为1957 年的73%），但牲畜年末存栏总头数却逐年增加，由1957年的1709万头增加到1962年的2250万头。在农业收成方面，于棉花、油料出现较大减产 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则大幅度增长，1957年为29.1亿斤，1960年为39.5亿斤。此后有所下降，但1962年仍达到35亿斤。1957年至 1960年，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6亿元增长到7.9亿元，以后两年略有减少，但1962年依然保持在7.5亿元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是否发生过饥荒，乃至部分边民需要出走苏联来解决吃饭问题呢？总括而言，从1959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起至1961年，新疆全区城 乡人民生活虽然紧张一些（人均口粮标准由原来的400多斤减少到300斤左右），但是有饭吃，没有因缺粮而发生大的问题。新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外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据统计，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自流来疆人员达22万余人，仅1960年1至10月就流入15.3万余人，其中 多数为受灾地区群众。1959年至1961年11月，新疆地区收容、安置内地流入人员89万余人，接收、安置支边青年30万余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数，新 疆人口由1957年的561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730余万人，三年增加人口170余万人，增长了33%。 这种自流人员不断涌入，导致人口猛增的状况，当然给新疆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关省区确实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 控制人员外流；一方面，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外来人员， 从而使新疆由于外来人口压力造成的困难得以缓解。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也正是由于新疆的人民生产生活状况较内地一些地区为好，才出现了严重缺粮省区大批自流人员涌入新疆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也在 于这些年新疆的农业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尽管由于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粮食库存量有所下降，但1961年6月全疆仍有库存粮2.9亿斤。不仅 如此，新疆还帮助特别困难的省份解决严重缺粮的问题。如1960年底，自治区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调粮委员会，组织向甘肃省调拨支援该省的粮食。在1960至 1962年期间，新疆非但未因困难而要求国家调入粮食，而且还调出粮食30000吨、肉8000吨支援国家。
当然，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不平衡。与南疆相比，北疆地区粮食不足的现象较严重一些。而伊塔事件恰恰发生在地处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专门的分析。显然，这对于探讨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就全州1960年的总体情况而言，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4.8亿斤，比1959年还增产了20-30%，农村牧区每人平均1200斤。与内地许多地区 灾情极为严重不同，伊犁州在是年6月份虽然也有十余万亩地遭受冰雹灾害，以后又有十余万亩粮田发生黄锈病，但这种灾情在全州600余万亩播种面积中，所占 比重较小，加之补救措施较及时，造成的损失不大。为使各县市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伊犁区党委还于12月发出指示，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当 时，全州人民公社共有3405个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46.4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4.86%。同时，伊犁州还采取了压低城乡口粮供应标准，提倡推广制造 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
到1961年，伊犁州的情况进一步好转。牲畜总头数增加到700多万头，全州粮食供应自足有余，并且外调支援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当年伊犁州 上调自治区的粮食达3000万斤。 虽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县的支边人员中曾发生浮肿病现象，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安置工作不当。为此，伊犁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着重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 织人员对支边青壮年的安置工作和生活情况做一次检查，发现浮肿病人除治疗外，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总之，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据说，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30%的细 粮，70%的杂粮， 根本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渡过了困难阶段。
总之，正如上述资料所表明的，从整体上讲，在新疆，包括伊犁、塔城地区，尽管“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存在大批居民由于饥荒而外出谋生的动因。所以，伊犁边民大规模出走苏联应该还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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