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随便使用“文明”一词

“文明”与“文化”是从大学者到普通人都经常使用的词语，而且无论怎么使用都会沾点边。但是作为学术概念，它们都十分复杂，不少人因使用不当而惹起争论。

相比而言，文明概念要比文化概念简单得多。根据诺贝特·埃利亚斯等学者的研究，“文明”这个词虽有拉丁词根，但其现代词（civilization）则是在16-17世纪于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使用的。埃利亚斯概括了文明一词在18世纪的用法：“它包括了西方社会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文明这个词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是用来概括现代事物的，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工业化生活和民主制度。

这是文明一词的首要含义。按照这个概念，那些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不能被称为文明。文明与野蛮，是对现代化国家和非现代化国家的区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大多崇尚中国，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是中国的礼仪和制度的推崇者。因此，他们在把西欧称为“文明”的同时，也把中国称为“文明”。但启蒙运动后期，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增加，西方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孟德斯鸠是最早怀疑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指责中国是一个充满商业欺骗和血腥专制的国家，不可能有很好的社会道德文明。18世纪后期，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加速，而中国却长期陷入停滞，日显落后。所以，到了19世纪初期，西方人的“中国热”迅速降温，而贬低之声日益升高。黑格尔甚至把中国看做世界历史的婴儿期，自由精神还深藏在肉体之内而没有冒出。马克思恩格斯称中国为“半文明”，到了他们的时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了。

文明这个词也有扩展使用。这与“抛光”（polish）和“文明化”的提法联系一起，说明事物的相对性，用以描述技术、组织、礼仪、制度结构等的进化。大都市、县城和落后农村，它们的抛光或文明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沃勒斯坦所说，文明一词具有“非常正面的内涵，在语法上是单独用来指示种种进步（和它们的结果），这些进步使男人（和女人）更加‘市民’（civil），即更少‘动物相和野蛮相’。”总之，它是用来比较道德与福祉的进步，落后的或相对落后的东西不能称为文明。东南亚国家对黑非洲有些部落社会自称“文明”倒无大妨，但若是对发达国家自称“文明”就会被视为无知和狂傲。同时，文明还有进一步的扩展用法，即经常用来称呼历史单位，如“新石器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这类扩展用法虽然已成习惯，但已经失去了上面说的正面意义，“文明”也就是“状况”的意思，“新石器文明”也就是“新石器状况”，如果是和更先进的比较，也就是“新石器野蛮”。

尽管有扩展用法，但文明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变化，它用来概括现代性事物，既包括技术、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又涉及个人的举止行为。其核心是现代民主制度。启蒙思想传统是强调政治制度和道德的进步。康德的文明定义是很权威的，它指的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国家制度，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杰弗逊在1787年出版的著名启蒙读物《弗吉尼亚笔记》中认为：文明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把法律和权力分开的分权制度，后者是指与这个制度相应的思想教养。这样的认识至今仍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含义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二、文明无高下？中国学者陷入非主流思想的泥淖

上述文明概念在中国并没有深入传播。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热衷于同国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轨，习惯于把被别人抛弃的、非科学的思想当做宝贝，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在这种背景下，非主流的“文明”概念自然要压倒主流概念而受到追捧。

20世纪初期，文化有机体说的文明概念在西方流行起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这一学说的代表。前者列举了人类历史上8大文明，后者归纳了人类历史上26种文明。这些其实都是有史以来的王国、帝国、国家等单位。他们认为，这些“文明”都是单独有机体，各有自己的灵魂和躯体，都要经历一个由发育、成熟到衰老死亡的过程。这样的观点与启蒙-理性主义的学术传统是对立的，后者认为不同的历史单位和地区，都是开放系统，文明由诸多元素组合而成，不是不可分的有机体，对文明的研究也应是分析的。在主流看来，人类文化学的文明（及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非社会科学的”。它之所以常被提到和介绍，也主要是因为批评和否定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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