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

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冲突升级的缘起

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是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边界问题上的必然反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196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考虑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的思考当中，进而将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19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即曾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东京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长远看中国是其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

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

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遏制苏联，从而对中国做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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