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接触的数学模型看，就产品/部门结构而言，结构性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原始对偶关系，结构性改革（调整）和价格改革（调整）是等效性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假设成立，即便是市场无效的情况，也有一些办法修复价格机制。实践中也发现，即便是某些重要产品，政府主导定价也未见得就更好。成品油可能是个例子。利率、汇率价格决定问题也大抵如此。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消除价格扭曲。
消化过剩产能，特别是在消化过剩产能中如何保护好职工的利益，如何解决好转岗、再就业等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和综合的问题。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包括研究结构性改革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剩产能是怎么产生的，今后能否减少再发生严重过剩产能的情况，从而减少调整的痛苦；二是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有哪些政策性问题应该加以重视、研究解决好。
结构改革重点之一是应消除价格扭曲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讲，由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以及需求的变化，产能的利用率状况肯定是不断变化的。有些产能在投资时是很有用的，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在技术上过时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过剩的了，需要消化。现在的职工也很难像以往那样学一门本事，就能干一辈子，中间可能需要转岗、再培训，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技术和社会的演变非常之快，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剩产能的出现并不奇怪。
但是，有些过剩产能是由于我们政策、体制上的原因和对市场规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首先，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与价格扭曲有关。有些行业上项目时，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这很可能是因为价格有问题。价格有问题也可能是税收有问题间接造成的。不妨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纺织能力过剩，后来不得不通过砸锭子来处理产能过剩。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价格扭曲，使大家一度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非常高，有资金就可以投资办厂。那个时候，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集中在纺织行业。后来经济学专家的分析认为，造成纺织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是有效关税税率出了问题：化纤颗粒的关税非常低，而抽纱产品的关税过高。这样就人为导致国内成品价格偏高、生产的附加价值显得高、利润空间大，造成一种可以盈利的假象，吸引了大量投资。随着我国贸易政策的改革、关税扭曲的消失，后来发现该行业根本就没有多大盈利空间。现在，这类扭曲也还是存在的。
第二个是环境成本。环境成本问题其实也是一种价格扭曲。理论上，如果有污染，首先得把污染治理打入成本，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如果有碳排放的话，得要为碳排放承担代价，所谓碳配额的做法就是要求排放者先购买这个配额，把代价计入成本和价格加以吸收。如果没有吸收环境成本，价格就会失实，企业就会觉得这个行业的利润挺高，投资就会增加，产能相应增加，最终会产能过剩。以后对环境的要求一提高，对环境污染的罚款一增加，许多企业就会做不下来了，产能过剩就会暴露。
第三，还有一类产能过剩跟贸易政策有关系。有些产能在投资时就是瞄准出口市场的，比如光伏电源产业，对国内市场来说，这些产品的价格偏高，当时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主要是依赖出口。一旦国际贸易出现争端，出口遇到困难，这些行业就会产能过剩。因此，一方面在投资的时候，就要对国际市场有充分估计；另一方面在全球贸易政策上，要强调不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不得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否则就会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民营资本作投资有很多抱怨，想投的行业不是自由准入。有些行业禁入尽管在规定上已解除了，但实际上受制于“玻璃门”、“旋转门”。结果，能考虑的行业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就容易导致投资过于集中，甚至是一有机遇和窗口就一哄而起。
再有，从金融工作来讲，过去有很多商业银行在贷款导向方面、行业方面研究薄弱，业务过于粗放。如果是国家鼓励的行业，银行就贷款，贷款出现问题也不是银行的错；如果是国家禁止的行业，比如“两高一资”行业，那就一概不能贷。“两高一资”其实覆盖面很大，中间有一些细分的行业竞争力还是较强的，但国家既然给这些行业“戴帽子”了，反正就不能贷款，也不能发债，不能上市融资。总之，有些金融工作还是比较粗的，不能够真正承担责任，抓住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随着经济周期发展，之前如对产能过剩行业支持较多，有些问题等到发现已为时偏晚。事后需要产能调整时，银行反而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自身也深受其苦。
当然，某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也与需求方变化有关系。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一度过大，需求比较多，导致对钢材、水泥需求量过大，当需求下降后，这些行业就会产能过剩。这种周期性波动，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存在，但我国较突出。
总之，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是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通过研究，希望每过一个阶段，我们都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少犯重复性错误，特别是减少价、税扭曲，使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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