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区别是在中国左派、右派玩游戏的平台与西方不一样。这种平台的最大特点是,左派右派首先要讨好决策者,而不是讨好老百姓。当然也可以不讨好,但如此来你很难有做事的空间。那么决策者喜欢什么?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决策层的想法应该说是和老百姓相反的。
老百姓既不愿意缴税,又要求高福利。决策者正好相反,它喜欢拥有很大的权力征税,又不喜欢老百姓拥有福利问责权力的可能。但决策者提供的服务和福利国家不一样:如果提供服务你要千恩万谢的;如果不提供你也不能要。
如此一来,在这种国家里,就会出现一种状况:左派右派都需要决策者喜欢。喜欢什么?喜欢左派为ta扩大权力,又喜欢右派为ta推卸责任。
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在许多方面中国和西方的差别都不是很大,但财政上面差别最明显,我们的财政黑字和西方的财政赤字形成鲜明对比。政府的钱仍然是花不完,每年预算执行情况一直到11月或12月初都还有大量的黑字,到年底就会突击花钱。
3、美国政府穷但担责更多 中国相反
所以,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债台高筑,但所谓债台高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很穷,而是钱在老百姓手中,政府很穷,远远满足不了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要求。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恰恰相反。
而且,这两种做法对实体经济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如果一个政府权力有限、责任很大,老百姓对应的自由和福利就会很多。在这种状况下,居民消费率往往会很高。因为民众的自由多了,他(她)就会花钱;民众的福利多了,他(她)就敢花钱。既会花钱又敢花钱,这种经济的消费率一定是很高的。甚至我觉得今天的西方与1929年的西方已经倒过来了:1929年的西方有生产过剩的情况,现在的西方普遍是有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状况。
反过来讲,参加全球化游戏的另外一种国家(这种国家中体量最大的就是中国了),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国家当中,民众的自由度和福利都比较低。自由度比较低,就不太会花钱;福利比较低,就不敢太花钱。因此,这种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居民消费率特别低。在2007-2008年度,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大国中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大概只有GDP的35%左右。
这么一来,就会产生几个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会产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会产生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钱多的花不出去,它们却债台高筑。如果这两种国家像冷战钱各玩各的游戏,肯定是走不通的。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经济就会构成一种互动,双方都会以对方经济的特征作为自己经济特征发展的前提。
正是由于像中国、越南这类国家的存在,可以使西方国家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可以玩得很久;也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存在,才成为中国这类国家的外需来源。在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人家来透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支,就会出现美国1929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状况。
中美两种发展模式都存在问题
1、“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
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中西两方都积累了很大的问题,也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10年的时候,经济学界就在讨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从负值变为正值,会导致中国经济外需疲软的问题。只要是有一方经济模式改变,另一方就很难玩不下去了。
现在双方的模式并没有根本变化,美国民众储蓄率变为正值是将民众债务转化为极度膨胀的政府债务了。奥巴马的这些年,美国有点像欧洲演变的味道,美国政府的债务及承担的责任都不断的增加。
如果中国改革有了比较大的突破,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制的,责任是可以追问的,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都可以得到增加,中国低消费和生产过剩的状况就可以得到变化。如果我们不成为美国等透支的根源,美国的问题恐怕就非得解决不可了。现在,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
2、中国改革需要民众受惠的实质性进展
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学了这套东西以后,就会变成过度消费呢?当然不太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要玩那种游戏,光有全球化还不行,还要有国家愿意给你透支,中国能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体量这么大的,你可以透支越南,但越南太小。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到美国如今的地步。
但是如果中国改革想取得实质进展,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自由福利双不足、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过去20年比较畸形但确实发展很快的模式就必须要发生很大变化。
今天所讲的,不但是中国,其实世界也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的前途。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冯存健 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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