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秦代说起，我们首先要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秦国以及后来统一后的秦朝在其国境西部所面对的主要敌人是谁。我们知道秦长城西起临洮，但洮河以西，或者说陇山以西，有谁需要这样严加防范呢？我们知道那时河西走廊有所谓月氏，从匈奴必须派质子到月氏去的情况看，月氏是比匈奴更为强大的游牧政体。可以推测月氏当时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陇山地区，与秦国和秦朝西向的发展在长城一线发生了接触。月氏是说印欧语言中的伊朗语支某种语言的。我们应该知道，在汉武帝以前，从河西走廊向西一直到中亚，全都是印欧语言中的伊朗语支各语言的世界。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印欧语言向东亚的扩张一直达到今山西中南部，参与塑造了华夏古文明的某些人群就是说印欧语言的 。《史记》的《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大宛列传》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张骞及其随行官员的旅行报告写出来的，他们的旅行都是自今新疆北部向西再向南，也就是说，因此他们的报告没有提到今新疆南部即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国家的情况。其实，自河西向西经塔里木越帕米尔到中亚，都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也就是说，秦朝以西是一个连续的印欧语和印欧文化世界。

秦汉之际崛起并建立了欧亚草原第一个大帝国的匈奴，似乎并未改变这一局面。匈奴的统治集团是说什么语言的，究竟说古蒙古语，还是古突厥语，这是匈奴史研究中最引发纠纷却又毫无结果的问题。不过，关于匈奴和月氏一样属于印欧语人群、源于西方而不是北方的说法 ，也是不能排除的。无论如何，汉武帝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匈战争之前，汉朝的西部边境不仅没有扩大，却遭受着巨大的国防压力。可是当汉朝军队在霍去病的领导下于公元前121年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华夏政治体进入塔里木盆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接下来为人熟知的历史就是汉朝经略西域，也就是华夏政治与文化影响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及汉朝对中亚的用兵。应该注意的是，在汉武帝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河西地区始终存在着非华夏文化的因素，有时候这种非华夏的因素还会形成河西被非华夏政治体统治（如十六国时期的后凉、南凉和北凉，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西夏等等），但河西的华夏化程度非常高，连续性也非常强，是华夏文明在西部最富历史意义的战略前头堡。

和河西情形近似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吐鲁番，一个是楼兰。吐鲁番和楼兰本来是塔里木东缘的两个绿洲小国，是说印欧语的，但在汉朝及其以后华夏政治体的连续冲击下，最早进入华夏化的轨道。可是，很可能是由于北朝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比如孔雀河河道的变化）造成楼兰地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一个本已成型的华夏化绿洲消失了。当然，华夏力量的西进与楼兰绿洲的环境破坏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或是否有相关性），还有待今后的研究给出答案。吐鲁番是今新疆境内第一个被纳入华夏式郡县行政体系的绿洲（设置高昌郡），而且是在中原的华夏统一政权崩解后的所谓十六国时期。可以说，从汉代到西州回鹘控制高昌的近千年的时间内，吐鲁番的华夏化进程基本上是连续的。由于唐宋之际在华夏政治体周边涌现出多个重要的非华夏国家政权，切断了吐鲁番与中原的联系，吐鲁番的华夏化成果很快消失了。

隋代地图

华夏因素退出的同时，突厥因素却进入了。和吐鲁番先后同时，整个塔里木地区进入了突厥化的时期。塔里木南北各绿洲本来说印欧语、信仰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人群，最终转变成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这是一个耗时长久、异常深刻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这场变化简单地理解为突厥人迁入的结果。突厥人群从草原地带进入绿洲当然是事实，但他们人数稀少，原来的印欧语人群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居于统治地位的突厥人最终把自己的语言、认同和历史记忆，成功地转化成包括整个塔里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中亚地区人群的语言、认同和历史记忆。有趣的是，这样的历史变化在不同地区的突厥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今天草原地带的各突厥人群，如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与绿洲农业区的各突厥人群，如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在体质特征上有明显区别，前者更接近蒙古人，后者更接近波斯人。这就是因为前者中较多保留原阿尔泰人群因素，后者中较多保留原印欧语人群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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