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

在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完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之后，非伊斯兰和非突厥的因素并非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该地区。沙俄与苏联的漫长统治已经给中亚注入了深刻的外来因素；类似的情况在新疆也随处可见。这些新因素在历史的长时段背景下应如何评估，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于笼统地把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看成一个历史分期标准，从而未能深入地观察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中亚各社会体、各文化体和各政治体之间所发生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运动，正是这些历史运动提供了现代中亚（包括中国的新疆）的历史基础。

举一个例子来说，学者一般都知道，塔里木地区的绿洲社会在历史上有一个较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分散性（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彼此排斥），缺乏绿洲之间政治认同的内在动力，这也是塔里木地区在军事防卫方面比较脆弱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17世纪以后诸绿洲间逐渐出现的政治认同和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以后的诸多政治和文化趋势。应当把中亚地区近代的政治发育与世界历史的其他部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认识，而不是把伊斯兰中亚看成孤立的和静止的岛屿，更不能把近代中亚的历史看成一个古老文明区的衰落过程。

更重要的是，对中亚东部（及中国的新疆）近二、三百年历史的深入观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华夏文明重新进入中亚的历史平台。我们知道，近代华夏政治体重新进入中亚是从清朝与准噶尔争夺草原统治权开始的，但如果仅仅从强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重新进入，容易忽略了中亚社会内部的政治发育及其在适应新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事实上影响了新的政治秩序本身的形式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