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抗战期间，汪精卫“卖身”投敌——“卖身”二字是汪自己的话，详下节——固然是由于他自己对敌情认识不清，政治判断错误，个人权欲薰心，党争失败，感情冲动，失去道德理智的结果。但是敌人的甘辞诱骗，周佛海、高宗武的一牵一挽，他老婆陈璧君的既劝且逼，地方军头的半推半就……才使这位有幻想、无原则的诗人、才子、烈士、政客，一步一步地走上叛国自毁之途而不能自拔。——让我们还是先从日本人对汪的“诱”和“骗”说起。

中国两公、日本五相

拙作前篇已言之，“七七事变”后，主持我中央最高决策的蒋汪二公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由于高宗武之泄密而被敌人摸了底。可是在西义显于八月初奉松冈洋右之命，赶回东京，向日本政府各首脑机关汇报时，日方当权派对汪蒋二公的反应就参差不齐了。

我们搞外交史的如果把日本国当成个研究单位，则这个“日本国”在近代世界史上，实在是最穷凶极恶的一个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如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打散了来看，那我们在这个“帝国主义”之内，却找不到一个负最大责任的“帝国主义者”。

一般历史家都知道，现代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二二六政变”之后，政党政府垮台，代之而起的便是军人专政了。其实日本人搞民主政治固然出不了杰斐逊、林肯、（老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一级的民主政治家；他们搞独裁政权，照样出不了希特勒、斯大林、蒋介石那样“一人说了算”的大独裁者。

因此，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不是一个“一鼻孔出气”的“寡头政治”（Autocracy），而是一个众小寡头集体互制，近乎中古欧洲“贵州政治”（Aristocracy）的一种落后政体。在名义上，他们最高的决策机构是所谓“五相会议”，也就是首相居先的陆、海、外、藏（财）五相的集体领导。在五相之上再加个天皇，那就是他们体制上的最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御前会议”了。

其实在这个所谓“会议”里，日本天皇对国家和战大计虽有其一言九鼎的影响力，但对日常实际政务，他陛下便无法干预，因为他未尝亲政，对行政更无实际经验也。因此，所谓五相会议者，事实上只是五个官僚商量着办事。人数太少，国家大事也很难由投票决定。因此他们五人，人人都享有“决策权”（Policy-Making Power），人人也都享有“否决权”（Vetopower）。如此则制衡有余而领导不足了。没个一元化领导，他们往往就各行其是了。——最糟的还有它那个“直属天皇”，独立运作于内阁之外，专司军令，调度陆海两军的“参谋本部”了。就以他们当年的对华政策来说吧，他们的首相乃至三相四相都同意了的一个政策，其中如有一相或本部提出异议或严重否决，则整个既定政策都要修正、变质，甚至全部泡汤。

“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军人是一马当先了。殊不知他们文职官僚也可玩弄以毒攻毒、以军制军的把戏。外相、藏相也可遴选“大将”充任嘛。下节我们就要谈到近卫文麿首相组织其二次近卫内阁时，他希望以军制军，乃保荐在日本军人中最有声威的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庶几对华外交可以“一元化”。但是这个美梦哪能做得成呢？宇垣不但对那远在中国战场上胡作非为的中将少将们无法遥控，而且对近在卧榻之侧的军部之内那些对华自作主张的大佐少佐，大将外长也毫无办法——下文当细论之。

日本这种乱草出蛇的落后制度，不但弄得它自己的对华外交，无固定政策可言，连我们中国这样想对它屈服的被侵略者也无所适从。他老人家朝秦暮楚，姑婆分治，你不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嘛！何人讲话才能算数嘛！

面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混乱作风，我国那时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的最高决策者蒋委员长，便一再痛斥日寇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毫无诚意。——因此他以不变应万变，亦明亦暗地正告敌国，不管何人当家，你们要“停战”、要“讲和”，那你就先“撤兵”再说，否则我们就打到“底”。

可是那时我们那位急于利用日本侵华突出自己，谋和代蒋的汪副总裁，虽然也知道敌方没有“一人说了算”的领袖和“一鼻孔出气”的机关，但还是相信日本的“御前会议”的。——因而他也有他的腹案：一、暗中和日本先把“战败国尚可接受”（周佛海语）的秘密条件谈好；二、经过日本的“御前会议”正式认可；三、等到抗战至油尽灯枯之时（必要时还应暗助敌人一臂），我老汪乃和日本人里应外合，公布秘密议定之条件，登高一呼，和平救国。汪认为这时龙云、刘文辉、张发奎都会立刻“起义”响应，然后把“蒋军”残部赶往西北，投奔苏联。根据汪的估计，这时德军应该已占领莫斯科，东方再由汪日联盟合作，就可收回西伯利亚了。然后再由中日联合赶走英美势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由裕仁、汪精卫平分天下，岂不欹欤盛哉？！——显然这便是汪副总裁的黄粱大梦啊！他哪里想到他的美梦万分之一也实现不了；他自己却从党国第一号元老，堕落成现代中国的第一号汉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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