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的扩张、推移，在本土层面上有赖于华夏边缘人群接受华夏祖先(历史记忆)因而成为华夏。现在的江南无疑是华夏，但是，吴国以前这里曾被华夏称为“荆蛮”。春秋时，句吴王室宣称其祖源为西周太王之子——太伯。太伯让位而奔于长江下游的吴，成为本地王，因而句吴为华夏之国，苏南人群也成功的华夏化。类似的例子，王明珂列举许多来说明华夏寻找失落的祖先后裔，与非华夏接受一个华夏祖先，促成华夏化及相应的华夏边缘扩张。
第四部分是大陆版与台湾允晨版不同的部分。作者用“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以及“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取代了允晨版中的“羌族历史记忆”和“台湾族群经验”两章。他在大陆版的序言中叙说了替代的原因，这是因为旧有的两章多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现在的研究则倾向于长远的历史观点，并以细微人群的互动关系，来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形成。且当时他尚未完成羌族的田野研究，目下两章更能反映他的学术关系和见解。近数十年来，当代国家与国族主义研究中一直有“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前者在看待当代民族为一有长远历史的民族体;后者则视民族为近代想象的共同体与建构的产物。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一种能调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矛盾冲突的新说，以此来诠释当前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列强的全球边缘空间、资源争夺中，传统华夏边缘地区，也有被瓜分侵夺的危机。由于华夏边缘与华夏在历史过程中有密切的经济互动，且华夏与非华夏之间的边界相当模糊，因而近代中国国族在擎造之始，便将传统华夏与其边缘的部族聚为一整体国族。在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概念之下，民族被视为有共同语言、体质特征、文化内涵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
因此，当时知识界的使命是，透过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等新兴学问的研究，在知识上完成民族及其边缘的再造。作者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早期民族调查研究为例，说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史语所的民族学者如何走入西南边疆，通过他们的调查研究将传统华夏心目中的南方与西南“蛮夷”，或汉与非汉族群边界模糊的各族群，识别、区分为各少数民族。史语所的学者也曾参与当时民国政府推动的“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用于消除有民族歧视意味的族称，表现出华夏边缘再造的改变。作者借史语所一位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黎光明的边疆民族事业，来表现近代国族边疆再造的整体情境，以及许多个人如何用其知识、行动甚至生命来贡献国族边缘的再造之中。
在“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这一章中，作者借历史上四川西北部北川居民的汉与非汉族群认同变化，来说明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及这些认同变迁的微观社会过程。中国古文献有“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由秦汉到明清，这种历史记忆被许多华夏西部边缘人群用来强调其华夏认同。
然而在此华夏边缘，自称汉人者仍被下游的人们认为是蛮子，他们也视上游的人群为蛮子。如此这样“一截骂一截”的歧视，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北川山区的民众都自称汉人，并且以本地为大禹故乡深感光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过去被视作“蛮子”的记忆忧在，先是最上游的村寨人群被识别为羌族。而后，自上而下许多山区居民都要求成为羌族，出现“一截攀一截”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