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研究方面，本书特意强调的“边缘与边界研究”，这是近年来愈来愈受到重视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视野。在本书的表现中，作者不只是用“边缘”来探讨华夏的形成与变迁，更在许多地方表达了边缘与边界研究的旨趣。将传统历史知识看作为“典范历史”，注重“边缘”和社会底层的多元声音。例如，关于中华民族边缘再造方面，他很少提及史语所傅斯年、李济等人的丰功伟业，却以大量篇幅介绍该所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黎光明的事迹。又如，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四川偏远地区的北川人认同的历史变迁为例，用社会底层亲近人群间的互动来说明汉化的微观社会过程。
如果说作者在本书的写作策略上，以跨越游走于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人类学之间的倾向为期许的话，那么他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并不以本书为限，《羌在汉藏之间》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都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5]
然而，尽管作者的人类学田野资料的调查、阐发、描述都达到使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折服的程度，[6] 但他仍摆脱不了某些困惑。某些人类学家竟以学术训练背景为由，质疑他的人类学贡献。[7] 这种过分拘泥以学科训练背景来区割研究者的作法，多少有点教条主义的倾向，也显得有些武断。我们当然应当尊重学术职业化以来所建立的学科模式，这是多少代学人努力的结果。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研究的范围、取向、方法，承担不同的学术职责，细密化的分工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但这些并非一成不变，跨学科整合的愿望，是为了打破学科间生硬桎梏而达到的一种理想模式。
王明珂的工作路线，恰好填充了考古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的方法上的罅隙。像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常规学科会压制新思想，新思想往往会破坏常规学科的基础承诺。非常规的研究就这样开始了，危机只有通过所谓的科学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是革命一旦成功，就产生新的范式，成为新的正统。科学的进步显然是循环的，常规科学是科学革命的前提，革命以后是常规，常规引起革命，如此往复。[8]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王明珂的研究，他模糊了原有的学科界线，甚至模糊了著作题材。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甚至是社会学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东西。但跨学科的结果并非原有学科知识算术级的增加，而是在创造一种新兴的研究模式，也许给以后跨学科研究提供某种典范。或许现阶段还无法证明这种预设，但我想这对王明珂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
2、作者是较早向汉语世界推介族群理论并有相当影响的学者之一，[9]并且将族群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实践之中。在族群理论方面，本书以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来发挥并补充巴斯以来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与族群边缘研究，同时，用对亲近人群间之区分的微观研究(第十一与第十二章)来充实族群研究内涵。对亲近人群间的敌对与区分的微观研究，有清代川北同村寨或邻近村寨民众的互动，有民俗调查者黎光明与土司家人、喇嘛之间的互动。不过，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作者在《羌在汉藏之间》有关章节中有更清晰的表达。[10]当然，更重要的是，该书并非空谈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而是以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研究中修正、补充这些理论，以促进我们对历史的过去和现实社会都有所了解。
3、基于这些方法和理论，王明珂可以说是对于“什么是中国人”或“中国人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之类的议题有一种新的诠释。它并非只是描述华夏的汉民族史，也不是描述一个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史。而是以“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来说明古代华夏到近代中国的深刻变化，并由此旁及“边缘”内外群体间的资源竞争、垄断、冲突以至于在当代民族概念下的再整合、分享的过程。或许，由于使用“华夏边缘”一词，作者常被误解为难以摆脱华夏或汉族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当我们认同中华民族在形成中“多元一体”的概念后，就不会纠缠在人数的多寡与地域资源的多少，谁是中心、谁是边缘，这些简约的数字关系之中。在新型的国家民族体制中，传统的汉族中心或边疆民族的异族观念都将被抛弃，这些对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力都非常重要。因此，作者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关系历史与民族团结的新知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中，并不是要强化或者印证谁为主体、谁为边缘，而是让大家可以反思或反省为什么有这样的区隔，以及由过去到现在的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