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另外，作者的社会学倾向实际表达出他对现实人群的关怀。此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边缘人群的关怀，这样的边缘人群不只是少数民族，也是历史上的被统治者、社会底层民众与知识的边缘人。由结语的最后一节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去的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中的一些策略有所批评。他认为华夏认同的扩张，阻断了周边人群共享较丰富自然资源的机会。这样，在宏观历史上造成北方游牧部族不断入侵华夏帝国，南方与西方的非汉人群也因资源缺乏而经常性的处于纷扰动乱之中。当然，在微观社会层面，由歧视、夸耀、模仿、攀附而推进的汉化过程中，也孕含着许多被视为“蛮夷”人群的痛苦。与此相对，王明珂对由于西方民族概念引进后，近代变迁而形成的当代现状：华夏与其边缘合一形成的中华民族，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将这个看法更明确地带入《羌在汉藏之间》的结语之中：
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此地区长程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11]
在族群意识上，由被歧视的边疆蛮夷转变为当代以本民族为荣的少数民族，这也是近代民族边缘建构下的成就。从这个结果来看，作者以为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准备建立一个纯汉族的民族国家，无疑是一种狭隘自利的想法。同样，由人类生态资源观点来比较欧亚大陆东西两半部分的体制，作者也较肯定东半部资源经整合而一体共享的中国体制;相反，西半部虽有沿大西洋沿岸少数富强而讲求自由的国家，但处于内陆诸国则因资源匮乏、品种单一而经常卷入由宗教、种族、阶级、性别而引发的战争与迫害之中。
然而，《华夏边缘》并不只是要肯定当前条件下的国族体制，更重要的是期盼人们在一种新的民族与历史知识下有所自省或反思，以调整当前，规划未来。譬如，该书对“汉化”的新知告诉我们，传统上以“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来说明汉人对外夷汉化的宽容性，这种看法至少是有相当缺陷的。从汉化的微观过程来观察，是亲近人群之间的相互歧视、模仿与攀附来推动汉化过程，此间，涉及到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扰与苦楚。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将之视为“汉人”对“蛮夷”的民族歧视，因为辱骂他人为“蛮子”的人群，经常自身亦被他人视为“蛮子”。更重要的是，将华夏边缘的形成、变迁置身于欧亚大陆东半部的人类资源竞争、冲突与共享的情境中来了解、理解，我们就更有理由调试、改善各民族间、地域、社会阶层人群间的各种差距。
四
作者在全书中将华夏民族完全等同于后来的汉族。汉民族的称谓由华夏——汉人过渡到汉族，恐怕实际上折射出汉民族的成长历程。最初的汉朝所说的“汉人”是一个与“秦人”相对的概念。有种族意味的“汉人”一词，是在十六国北朝时期逐渐酝酿产生的。
由华夏到汉族，这之间发生了怎样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是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学的学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十六国北朝时期又是所谓“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大量非华夏的北方和西北民族进入中原，融入原来的华夏社会，其中相当多的家庭还进入社会主流，正如胡三省所感慨的，“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12]边缘进入了中心，夷狄变成了正统。原来的华夏中心(魏晋高门)避地江左之后被北朝斥为“岛夷”，随着北朝政治上的胜利而最终失去了其传统地位。
这是一个中心流落到边缘的例证。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篇章，而且对于理解华夏民族的历史命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那么，在作者的族群边缘构架中，如何动态地解释这一历史过程呢?相应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观察，这个过程并没有到隋唐时代完结，而是经由新的历史条件在宋辽金元乃至明清时代而继续着。本书没有就此展开讨论，甚至也没有给出必要的提示性思考，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