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作者的华夏边缘研究由于强调族群认同的主导性，对国家或国家权力在华夏边缘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未予讨论。事实上，整个国家权力机器在华夏边缘形成和固化中的能动作用是不应忽视的。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的领土的划分，同样也意味着空间上中心与边缘的对应。国家统治阶级、统治人群的存在也区隔了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与边缘。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国家也会动员很大的资源来确保核心与边缘结构的稳定。透过权力干预华夏边缘，使核心区域的文化渗透并改造边缘地区，此类例证很多。以本书讨论较多的汉朝为例，《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载：
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历，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卖刀布蜀物，齐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3652页)
文翁通过职权“诱进”当地俊才赴京师，学习汉文化的各类文化、法律、制度，回到当地再普及汉文化，使之在边地畅行。既使对鞭长莫及的匈奴，也透过文化的渗透增加汉文化的影响力。《汉书·匈奴传》：“时，(王)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3819页)用利诱的方法，使匈奴单于放弃原有的多音节名字“囊知牙斯”改为单名“知”，强制匈奴接受汉人的单名制度。[13]
定期的朝贡、质子及婚媾、征战、讨伐还有动员军备、增加军费开支，在边缘地区进行行政整合，都是国家干预权的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凸现王朝或国家在其边缘凝聚了权力，运用强制性措施来防止边缘崩溃，给国家安全带来危机。也许作者认为这些讨论与本书的基本旨趣相左，虽然书中有时偶尔也会涉及帝国在掌控其边缘的政治理由或权力措施，但通常很快会一笔带过。
来源：《中国史研究》 作者：罗丰
注释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199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同名书的中文简体字版，相较前者后者有所改动，大陆版可视为作者《华夏边缘》的修订本。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为修订本，而与前者无涉。
[2]参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2月，第5页。
[3]参见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ec Boundarie(Ph.D. a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2)。
[4]参见钱穆《周初地理考》，原载《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后收入其《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6]参见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序〈羌在汉藏之间〉》，页i-ii。
[7]参何翠萍书评《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汉学研究》，22卷1期，2004年。对于何氏书评中的一些批评，王明珂作答，见其《边界与反思——敬复何翠萍教授对拙著〈羌在汉藏之间〉的评论》，《汉学研究》，22卷1期，2004年。
[8]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48-100页。
[9]参见李亦园《评论进出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第431页。
[10]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93-136页。王氏对西方理论渊源的讨论，见105-107页。
[1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389页。
[12]《资治通鉴》卷一○八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29页。
[13]参见罗新《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2期，第30页。有理由相信是否给死去的匈奴单于号决定权在汉朝官员手里，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