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以及其他防务分析家们以美国的智力潜能为武器，来对抗共产主义威胁。他们运用——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构想出——最新的数学和技术创新，得以管束住超级大国冲突中的问题。系统分析家们不仅把最初为经济和工业管理设计的工具加以改造，用于研究战争和防务问题，还不断启用新方法，诸如蒙特卡洛模拟、线性规划、原始数字计算机等，来“作异想天开之思”——借用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话。
这些智力潮流汇集成一种被称作“造型术”或“建模”的新艺术，此后这种艺术又被用作许多战略思想的基础，常常是意会的基础。“确保摧毁”这类概念依赖的是一种假定，即，我们能够精确模拟核交战的过程，精确到足可预测，只要报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顶住对方精心策划的先发打击而存活。对“多少才算足够”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整个战略界的各种人物都利用模型来为自己的回答辩护。到了最后，一整套“威慑稳定”学科都围绕着这类分析生长出来。
“威慑稳定”概念的出现源于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早期对于“相互”或“最低”威慑”之价值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的“大规模报复”政策认为，美国需要保持压倒苏联的绝对战略优势，才能对其构成可信的威慑性胁迫；相比之下，相互或最低威慑的倡导者则认为 ：有限的力量，只要可以存活下来，就能劝阻苏联放弃侵略。但这种最低威慑框架，虽然不再要求集结1950年代那种规模的军备，并没有明确指出需要多大的报复力量才能有效威慑克里姆林宫。兰德公司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6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战略选择的粗略分析”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为沃尔斯泰特的威慑概念勾勒出一个明确的格式。埃尔斯伯格的模型通过预测美国和苏联的“首发打击”及“二次打击”战略的“报偿”，旨在帮助阐明美国的哪些政策选择可劝阻苏联放弃首发打击的企图。他指出：“当然了，军事‘态势’、政策，或计划的变化，使得这些 [ 估计的 ]精确效果难以确定，增加变数，且容易引发争议，”但是“我们仍常可做出粗略的估计，事实上，在选择军事方案时，它们是大多数政策建议的基础。”
埃尔斯伯格的模型为针对威慑稳定进行战略态势分析提供了基础。那个人们孜孜以求的、以多大兵力就足能威慑克里姆林宫的答案，很快在决策者们中取得了共识。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 ：“我们的政策继续是……保持战略充足性，”他将战略充足性定义为“维持我们及盟国无惧胁迫的足够兵力。”进一步，“稳定……也意味着，我方兵力的数量、特征和部署，不会让苏联合理地解释为意图对他们实施瘫痪性攻击。”然而，究竟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达成这些目的 ? 要想精确预测，事实上困难重重。在1970和1980年代，大量笔墨倾注于应该如何分析、建模和评估威慑稳定。尽管大家对于威慑稳定框架的总体假设有普遍共识，大致涵盖从最低威慑到兵戎相见的整个战略观念频谱，但随之而来的是喧嚷不休的争论——诸如超级大国的核平衡应如何模拟，我方需要贮备多少枚武器才能镇住苏联的胁迫而又不显出攻击性威胁。
人们为衡量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惧平衡，尝试了各种方法，但假定的核武器和投送系统的特征提供了一些共同参考点。尤其是，几乎所有模型都从空间方面分析了投送系统性能和目标生存能力的问题。而且，侦察卫星照片和其他情报数据使得我们有可能估计敌方轰炸机和导弹的数量和大概特征。美国的防务分析专家们就苏联 ICBM 弹头的确切当量和精确度这类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但这些数值的不确定性也都在一个数量级范围内，其中许多对模型输出信息没多大影响。从“百万吨级当量”的度量（即，理论上计算出超级大国核武器产生冲击波超压所覆盖的总面积，把核武器总破坏能力线性化），到更复杂的“核军事毁伤潜能”（即，结合精确度来估计一个核武库对 ICBM 发射井这类坚固目标实施破坏的总体能力），到全面的战略对攻模型（即，用以估计在经受先发打击之后能有多少枚武器可生存下来进行报复打击），分析家们大都认为，核战争其实可简化到以半径和面积来测量。
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战略核力量模型呈现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不过其中有一种，即“充足性模型”，对关于威慑稳定的公开讨论起到了特别大的推动作用。如约翰·巴特勒格和朱迪思·K·格兰奇（John A.Battilega and Judith K. Grange）在1978年所言 ：“战略核力量催生出一类特殊的模型，用以粗略地评定美国战略核力量态势的绝对和相对充足性，而且反过来也可评定外国核力量态势的份量”。这种模型通常归于“静态或准动态有效性衡量”的范畴，其“主要用途”是“为战略均势、威慑、稳定这类概念的讨论提供一个载体。”这两位作者指出：“这类模型的作用随着与核力量的联系发生了独特的演变。”驱动这种演变的因素包括 ：“对美国战略威慑所达目标的界定（用跟外国对手相对比较的方式）……，动员公众辩论（但用半技术性语言）美国重大核武器计划的需要，……[ 以及 ] 从美国威慑、战略、兵力规模的主要选项加以思考（以能够被人理解但不涉及与核战争有关的历史经验的方式）的需要。”麻烦的是，这种普遍化有时会导致这些模型被用于不一定合适它们的目的，如作者所言：“这些模型有时被用作兵力规划或兵力相互作用有效性的主要或次要衡量标准……但是，应该记住，如此使用的原因，是源于它们作为充足性模型的历史进化。”
虽然威慑稳定和战略充足性的概念对冷战后期的政策辩论有所帮助，但到1990年代时，它们的局限性就逐渐暴露出来。从埃尔斯伯格最初框架产生的越来越精细的衍生品，加剧了他在1961年就承认的缺陷 ：需要为各种变量赋值却又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证明此需要的理由。而且，威慑稳定和战略充足性概念很难转用到冷战后的多极地缘政治格局。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新拥核国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不符合战略稳定精致数学模型的紧迫现实反例。与冷战时期对峙的两个超级大国不同（双方都害怕对方发动先制核打击），新德里和伊斯兰堡都设想，两国争议边界上的完全能想象得到的常规兵力对抗将引发核冲突。还有另一个早已存在的拥核国中国，使该地区的战略形势更为复杂。行为者的多样化，加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都使得对这个地区的威慑稳定进行建模极为困难。这种建模方法在核领域的局限性表明，在把这些方法引入像网战这种新兴竞技场之前，我们应该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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