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制度上，其实有关规定，还是给新浪这种公司造成了一点麻烦的。

中国在1993年时颁布的电信法规，禁止外国投资者介入电信运营和电信增值服务，网络信息服务这类增值服务，属于信息产业部的政策性指导意见中外国投资者不能进入的领域。

新浪搜狐网易都是网络信息服务商，为了既能在海外上市，又能躲开有关管理规定，新浪率先发明/使用了“VIE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公司拿资质，海外公司去上市。国内公司与海外公司之间是协议关系。

VIE模式后来成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通用模式。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五部法规出台。其中有三部法规，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媒体公司：9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11月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类似要获取登载新闻业务资格的网络媒体，都必须是内资公司，而这些公司纷纷海外上市，采用的都是VIE模式。

VIE模式并不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纯属江湖自发草创。时至今日，依然属于带有灰色地带性质的“公开的秘密”。之所以有关部门没有明示VIE非法，主要还是对吸引外资这件更大要事的考量。

前文提到的这三项管理规定，影响深远。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实就是对ICP和ISP的规定，无论是ICP备案制度还是许可证制度，都依据于此。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看似针对BBS这种应用，其实后来所有的有UGC（用户贡献内容）性质的服务，比如微博、SNS、乃至微信，都用这个办法比照管理。而新闻业务，更是这次对商业门户原创栏目取消的依据。也是张涛甫教授行文的一个事件由头。

六

2000年的时候，根据CNNIC官方统计，中国网民规模为890万，互联网只是刚刚开始（虽然94年我们就连通国际互联网了），可以说依然是一个蛮荒之地，市场远远未能形成。

新浪搜狐网易虽然已经上市，但依然在盈利问题上苦苦挣扎。新浪在资本压力下炒掉了创始人，搜狐股价长期在1元以下徘徊以至于总市值竟然低于其现金保有量，网易甚至爆出所谓假帐丑闻，后抛出CFO顶缸了事。

真正推动他们盈利的，是中移动的梦网计划，也就是大名鼎鼎后来又被广为诟病的“SP业务”。到了2003年，移动梦网中仅短信业务一项即为中国移动及参与计划的400余家SP创造了超过百亿元的收入。

财报显示，新浪搜狐2003年所谓无线增值业务（就是SP短信）占整个收入的5成以上，网易也达到了4成多。

但这一份雪中送炭，不是什么网络媒体的制度宽松、政策红利。媒体一脉的管理部门，无论是党这条线的中宣部，还是行政线的国务院新闻办，对SP业务，管理甚少，也没什么由头去管理这个领域。

一直到要到2005年，中国网民才算过亿。中国网络渗透率达到10%（占总人口的10%）的时间是：2007年1月，CNNIC宣布中国有1.37亿网民。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互联网上的各种法律法规，已经层出不穷了。

七

总体来说，所谓意识到互联网这个先进生产力的，大抵都是业务层面的人才，不是什么管理最高当局。这些人才，有身处江湖互联网公司的，也有供职于体制内媒体的。不过这种意识，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识，并不是说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互联网到底会如何如何。

互联网早期的发展，要说有人能高瞻远瞩，做顶层设计，有意如何如何，未免高看了人的智慧。坦率地讲，的确会有人认识到趋势性的问题，但要在政策制定这种带有操作性的细节问题——尤其是中国这种喜欢用门槛管理的国家——上故意搞点政策红利，不免有些今人的夸大。

2000年后，尤其是网民过亿后，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中国对互联网管理，其实文本上一直是从严要求的。至于有法可依下一步的违法必究还是不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魏武挥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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