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首次全面较量，它对此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近代战争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消耗交战各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战争视作交战主体间动员各要素能力的博弈。开战前的中方舆论多认为，日本在人财物上均逊于清朝，导致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陷入盲目乐观状态。中国学界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已逾百年，但就笔者所见，尚未有专门从明治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财政动员，特别是从军费筹支这一角度研究甲午战争的论著。少数论及甲午战争中日本财政动员及军费筹措的研究或限于研究主题未做深入探讨，或因所依史料存在问题而做出不甚准确的判断。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甲午战争期间，因日本财界及民间无私地支援战争，日本才成功地筹集到战争所需经费;此说过分强调感情因素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的财政金融操作才是顺利实现军费筹措的根本。还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能将战争持久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日本“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发动甲午战争的。该说依据的是时任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在1895年1月4日就日本当时的财政形势向英国外交大臣提交的报告。但根据现已公开的日本档案可以判断，这份报告的准确性不高。该报告及戚氏的分析依据的财政数据来自和平时期，忽视了战争期间特殊财政动员的巨大潜力。在下文中，笔者将就战争前期日本官民关于军费筹措方式的论争、巨额军费的筹措机制以及战争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以从财政动员的角度探析近代日本发动的首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之内部运作实态。
一、军费筹措决策
1894年6月2日，伊藤博文召开内阁会议，邀请参谋本部总长有栖川宫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列席。阁议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赴朝鲜，并命令当时已回国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率领九艘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回朝鲜赴任。次日，经时任大藏大臣渡边国武批准，自1894年度第二准备金中支出军舰费14，019日元，这是日本为甲午战争支出的首笔军费。6月4日和6月5日，大藏大臣渡边又分别批准自第二准备金中向拟派遣的第五师团及海军支出41,080日元和26万日元。而清政府则是在6月7日，才依据《中日天津条约》的“行文知照”之规定，通知日本，中方将接受朝方请求而出兵的决定。日本在中国出兵之前即已经做出出兵朝鲜的内阁决议，并提供经费保证。因当年度预算中的准备金数额有限，6月11日天皇裁准并公布法律第16号，允许政府将1893年度总计2600万日元的国库结余作为军费使用。
以上的军费支出，属于当年财政预算或往年财政余款的范围内，由大藏大臣判断可否、经天皇签署即可。但到8月初，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政府内部为筹措巨额战争经费而产生不同意见。大藏省于1894年8月9日就军费筹措召开会议，大藏大臣渡边、大藏省次官田尻稻次郎、主计局长松尾善、国债局长曾根静夫及主计官阪谷芳郎等参加会议并综合各自意见，制定出大藏省的《军费意见》。该意见书根据战争预设时间的不同，做了如下表1的三种方案。
虽然最终的筹款并未依据上述意见书进行，但从中仍能看出当时作为日本财政实际操作者的大藏省官僚对筹集军费的基本认识。甲号方案将战争时间预设为半年，预计日本需要军费5000万日元;乙号方案将战争时间预设为1年，预计需1亿日元;丙号方案预设战争时间为1年半，所需军费为1.5亿日元。在该意见书中，大藏省对三种方案做了说明：在甲号方案的情况下，筹措军费之路较为容易，乙号方案则颇为困难，丙号方案则甚为困难。大藏省提出的筹款方案，主要依据和平时期日本的财政状况，综合利用财政余款、增税、借款及公债等手段，试图用较为均衡的方式减少巨额军费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但是，甲午战争是国家层面的重大事件，战争费用的决策权掌握在明治政府的高层领导者手中。当时日本政府由长州、萨摩出身的藩阀官僚控制。关于对清朝作战所需的巨额军费，时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以及同为长州藩出身的井上馨主张“捐款说”，即向日本国内的富商发出号召，令其捐献军资。在日本举国沉浸在狂热的对外战争气氛下，该捐款说具有深厚的民意背景。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全国人民向政府捐款，若每一国民都能捐献1日元以作军费，则4000万人就能贡献4000万日元”。伊藤估算在已有2600万日元财政结余的情况下，只要再募得1500万日元以上的捐款，即能保证当年内对清作战所需经费。对于此种意见，曾长期担任大藏大臣并对日本财政金融状况最为熟悉的松方正义坚决反对。松方在考察当时经济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劝诱国民特别是富商捐款，势必引起经济恐慌。他主张通过在国内募集公债的方式解决军费。松方为此专门到伊藤首相官邸拜访，历陈捐款说的弊端。他指出，不管国民的爱国心如何强烈，也不会那么乐意将自己的钱白白捐赠。且回顾西南战争时政府军所需的军费亦不止4000万日元，那么对大国清朝的战争所需费用最低也不会少于1亿日元。面对伊藤的犹豫不决，松方又接连对山县有朋及井上馨等伊藤信任的实权人物做工作，终于实现了以在国内发行公债筹集军费的意图。1894年8月13日，天皇颁布敕令第143号，允许日本政府为筹措对清作战军费，采取挪用资金、借款及发行公债等特殊手段。同月15日天皇颁布敕令第144号，授权政府发行年利6%的军事公债5000万日元。
诚如上述大藏省草案估计，5000万日元仅能满足半年所需。临时国会即将召开的1894年9月底，战争的长期化要求政府必须为此后的军费做准备，并提交临时国会进行审议。此时，以东京的雨宫敬次郎、横滨的园田隆吉、大阪的藤田传三等为代表的实业家积极赞成募集外债的方法，并努力向伊藤首相及渡边藏相游说。当时英国曾提议向日本提供年利4%的2亿日元贷款。尽管条件优厚，但是否接受如此巨额的外债，对日本最高决策层而言绝非轻易可下决断的事情。为此渡边藏相拜访松方，征求其意见。松方立即否定外债之说，并说：“若万不得已，必须仰赖外债之时到来，我自会告知诸位”。松方当时并非阁僚，属下野赋闲之人，但因其在财政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以及明治天皇的信任，得以在决策军费筹措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但伊藤、渡边并未放弃，而是到京都拜访休养中的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征求对外债一事的意见。与此同时，在得知伊藤将赴川田处征求意见后，松方提前指示川田“决不可同意借外债”。日银为日本中央银行，时任总裁川田小一郎被称为“明治的罗马教皇”，在财经领域权力巨大。川田作为顶尖的金融技术官僚，原本出身三菱财阀，与松方正义的关系密切，他能够深刻理解并实行松方的意见，这在后文探讨的筹款机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面对来自总理大臣的游说及松方正义的压力，川田总裁充分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及业务实力，劝说伊藤放弃借用外债的想法，并向伊藤表示日本完全可以靠本国财力筹集足够的对清作战资金。最终，松方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的军费筹措仍以发行军事公债为主导方式。1894年10月23日，经临时国会审议通过，天皇裁准颁布总额为1.5亿日元的军费预算，其中包括追加认可在帝国议会未召开期间已支出的部分。尽管议会一致通过政府提出的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法案，但部分众议员对未经国会批准、以天皇敕令形式公布的非常预算是否合宪存有不同意见。1895年3月2日，帝国议会又通过追加军费预算1亿日元，经天皇敕裁发布。在决策层面，日本的战争预算总计为2.5亿日元。考虑到日本在战争爆发前三年的国家财政规模分别为1891年8000万日元、1892年8700万日元、1893年8500万日元，上述临时军费预算，无疑是天文数字。如何保证巨额军事预算有效筹措成为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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