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数据，我们便能更清晰地认识到2010年的确是很多经济数据拐点之年，如GDP增速、流动人口增速等。这也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到2010年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极限，之后经济虽然仍能维持中高速增长，但已经逐步走向衰弱了，尽管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稳增长，尤其是货币扩张方面力度最大，但效果却在递减。

因此，这种“衰退式膨胀”现象，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多项指标负增长，如房地产投资负增长，工业负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负增长，最终导致GDP短期内负增长。我发现，从增长的峰值至零左右的增长，均会间隔一段时间，如房地产开发投资间隔了五年，粗钢产量增速的峰值发生在2005年，负增长发生在2015年，前后间隔了十年。当粗钢产量的增速下行时，意味着中国重化工业化也步入了后期。如今看来，确实如此，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尤为严重。

最有意思的是，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增速的峰值居然与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峰值出现的时间均为2010年，而且澳门博彩业的收入变化与国内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明显的相关性。2010年，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增幅达到57%的峰值，对应的收入为1900万澳元，至2014年达到3600万澳元后，即出现负增长，2015年回落至2300万澳元，大跌34%，且下跌势头延续至今，从峰值至负增长也只间隔了四年。

那么，澳门博彩业那么快就陷入低迷，是否是执行八项规定的结果呢？并非如此。据亚太博彩研究学会会长曾忠禄分析，2007年起内地对国家工作人员到澳门旅行实行严格限制，来澳的政府官员及国企高管减少。2007年以前，内地豪客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高管、民企老板，2007年以后，以民企老板为主，尤其是房地产老板。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房价涨幅趋窄才是导致博彩业低迷的最根本原因。

在《财富》发布的2016年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中，我发现房企整体营收能力出现下滑，只有万科、恒大、万达、中国海外等42家房地产企业上榜，且未有一家房企挤入前20强。

以此推论，可以预期，在今后5到10年内，工业增加值的负增长和GDP的负增长，都有可能出现，因为衰退的信号早在2010年的前后就发出了。

为何是资产价格膨胀而不是通胀

——以更广的视野看货币现象

为何中国在90年代中期之前的货币扩张导致的是通胀，90年代中期之后的货币扩张，却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呢？这可以从美国70年代出现的滞胀发生的原因上去理解。

通胀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国的高通胀主要发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主要原因与石油危机有关，油价上涨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其次是科技发展放慢，使得经济缺乏增长点，同时对降低成本也没有起到作用，使得经济出现滞胀（如今页岩气、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大量应用，使得油价大幅走低，从而抑制了通胀）。在70-80年代初，全球化进程虽然开启，但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并未形成，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不高，全球贸易的增速缓慢，导致了全球的供给处于短缺状态。这才有了罗马俱乐部对于未来人口膨胀和食品短缺的担忧，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

中国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处在供给短缺状态，因为当时中国还是农业大国，劳动生产率低下，故货币超发引发了恶性通胀。但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价格管制的放松，极大激发了市场化导向下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加之发达经济体的传统制造业由于成本原因而大量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最终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国际贸易第一大国，商品的供给能力大幅提高。

这就是为何中国在90年代中期之后没有出现高通胀的原因，而发达经济体基本上也是在90年之后没有出现高通胀——全球贸易繁荣和产业资本的全球配置带来的结果，它可以看成是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输出不在当地消费的廉价劳动力。为此，美国就曾指责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输出通缩“。

但是，自2011年之后的这六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大幅回落，美国声称要再工业化，反映了各国经济低迷导致总需求的不足，逆全球化的趋势隐现。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大国是最不利的，导致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好在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是从2012年之后开始下降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因此就没有因为产能过剩而导致失业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部分制造业，尤其是加工业也向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转移，因此，商品的价格没有因全球货币的超发而明显上升，当全球货物的流动性放缓的时候，资本的流动性则在加快，跨国投资和并购的交易额在不断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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