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一项被误解的制度

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中国文明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其看法深刻影响了西方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其科举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知识阶层手里，类似于柏拉图“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

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职的人对于职务要靠经过考验的知识、审慎和干练来加以巩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职还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动中已经很有经验。（《利玛窦中国札记》，48页）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两百多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也深切感受到了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同时保证政府有足够的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

在中国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是读书人，官吏都由这类人产生；第二类是农民；第三类是各种工匠，其中包括商人。关于读书人的考试，全国会试在北京，录取者给以最高学位。读书人所学的东西是一些修身治国的道理，加进去中国的历史常识。在北京会试录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职。这些人组成全国重要的官府衙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9页）

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呢？

1 群众举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

正如今天许多研究者评价民主制度时所说的那样，民主制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度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制度总是动态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科举制对于中国，大概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秦汉以后的历史，就是打天下、坐江山，丢失江山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历朝历代或以暴力，或以禅让获得政权，军功贵族成为王朝政治的主角，但治理天下从一开始就不是军功贵族所能玩得转。秦王朝尝试着启用一些读书人辅佐，但为时太短，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制度。刘邦夺得天下后，其智囊“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战争非常态走向常态，是汉初政治发展的必然。高帝十一年（BC196），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守劝勉辖区贤士积极应召，以待擢用；举荐不力者免官。高祖这一发明，文帝继续享用。文帝二年、十五年（BC178），两度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就时政问题命题策问，从中发现可用之才。这就是后世“察举制度”的前身。

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次所举贤良并没有真的全部作废，董仲舒此次不仅“天人三策”留名青史，而且获得汉武帝信任，“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元光元年（BC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师古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同年五月，又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第六》）至此，察举制度治国理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

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作为一项制度，察举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规范，一是随着儒家地位上升，儒术渐渐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二是察举内容不仅有能，而且须有德行、学问、法令、谋略等方面的考察；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六百石以下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二十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二十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十万人的郡国三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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