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这次出国，行走国家多（苏联、东欧及蒙古共9国），出访时间长（6月1日至7月19日），但收效甚微。根据东德驻朝使馆的报告，朝鲜代表团此行得到的援助包括：苏联提供3亿卢布的无偿物资援助，并将到期债务延长2年偿还；民主德国提供轧钢机数台；罗马尼亚无偿提供价值2500万卢布的货物，外加60辆拖拉机和10辆卡车；捷克斯洛伐克只答应将到期贷款的偿还期延至1960年，并许诺尽快提供1954年已答应的5000万卢布的产品和设备；保加利亚同意追加3000万卢布的物质援助及其运费；匈牙利只保证75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咬牙答应无偿供给1万吨沥青；蒙古则援助8万头牛羊和5000吨谷物。 除了牛羊和沥青等实物没有计价，以上八国向朝鲜真正提供的新的无偿援助最多不超过4亿卢布，波兰没有提供任何援助。这与恢复及三年计划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朝鲜提供22亿卢布的无偿援助相比，差距甚大，与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相比，更是杯水车薪。实际上，苏联此时考虑给予朝鲜的，不是经济上的援助，而是政治上的帮助。
关于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俄国的有关档案尚未解密。 不过，从一些间接材料看，可以确认此事的确存在。金日成乘火车这次出访，6月4日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去东欧数国，7月6日又返回苏联，直到12日离开莫斯科。在此期间，6月19日，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接见了李相朝大使，并向他转交了接待朝鲜代表团的计划草案。在会谈中李相朝提出，如果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谈除经济问题外，还有党的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他建议应该让代表团中的劳动党党员都参与讨论，以便使更多的朝鲜领导人了解苏联的建议和意见，而这一点对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十分重要。 此外，9月10日李相朝与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谈话时透露，苏共中央在7月曾与金日成、朴正爱、南日举行会谈。 9月18日米高扬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到，金日成在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过一次话，苏共中央联络部也同他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波诺马廖夫插话说，金日成当时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将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错误。 还有，1960年5月21日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对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了3个问题：在朝鲜没有传达苏共二十大决议；党的书记和首相应该分开（担任）；搞好与苏籍朝鲜干部的团结。 这些材料尽管零散、粗略，但由此可以做出判断，苏联领导人（很可能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并对他提出批评，而金日成表示接受苏共的意见，时间应在1956年7月上旬。这次会谈，特别是其内容的泄露，对于朝鲜党内政治斗争的重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金日成悻悻回国，却遇到了更麻烦的事情——党内反对派正在酝酿一场直接针对他的领导地位的风暴。金日成一定会想到党内有人对他不满，也可能会估计到有人在暗中反对他，但没有想到的是谁会站出来向他挑战。从1954年底到1956年初党内的斗争情况看，基本上针对的都是苏籍朝鲜干部，因为那时南方派已不复存在，延安派的实力人物也早已离开权力中心，而金枓奉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象征性代表，所以此时如果有人跳出来，应该是莫斯科派的干部，而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恰好就是他们的动力。 但金日成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出来活动的竟是原来延安派的干部，而且是他在打击苏籍朝鲜干部时利用过的人——崔昌益。
崔昌益是延安派的元老，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时就是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9月朝鲜政府成立又担任财政部长，后升任内阁副首相，在三大中央常委中排名第八。从崔昌益在党内地位稳中有升的情况看，应该是得到金日成赏识的，特别是他又在批判苏籍朝鲜干部的运动中为金日成立下汗马功劳。 金日成与崔昌益的矛盾起于何时，现在看不到史料，俄国档案中唯一的记载是，三大开过以后，在5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金日成对崔昌益有一番评议，使他感到遭受了侮辱。崔昌益对朴义琓倾诉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现在的处境，与其在党内拥有一定地位，但内心深处却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还不如去死。 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很可能是金日成过河拆桥，因为去苏联访问前要做出对苏籍朝鲜干部的友好姿态，把崔昌益推出来当替罪羊。
金日成刚一离开平壤，6月5日，崔昌益就来到苏联使馆。在与伊万诺夫的谈话中，崔吞吞吐吐地表示，希望苏联领导人在与金日成会谈时能涉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政治问题，因为关于朝鲜的集体领导制是否得到了充分发展，目前是有不同看法的。伊万诺夫看出崔昌益有话要说，约他6月8日再到自己住所见面。 6月7日崔昌益通过金承化告诉苏联大使，会谈期间不要有翻译在场，只有金承化可以参加。 在6月8日的单独会见中，崔昌益详细讲述了他对朝鲜党和国家领导层出现的不健康情况的看法：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存在着任人唯亲的路线和派别之争；党的领导者（显然是指金日成）不愿承担责任，把一切组织工作的过失都推给许嘉谊；对苏籍朝鲜干部许嘉谊、朴昌玉的批判和斗争是不公正的；现在中央常委会的干部大多是素质底下、经验不足、阿谀奉承之辈；党内不能正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会议上不能畅所欲言；朝鲜领导人从来不提苏联在解放朝鲜中的作用，以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掩护取消苏联文化，等等。最后，崔昌益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 这显然是一种试探。几乎所有朝鲜干部都知道，只有苏联的意见才能促使金日成改正错误，没有莫斯科的表态，所有对金日成的批评都无济于事。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的态度，反对派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平壤依然平静如水。此时，莫斯科召伊万诺夫大使回国（很可能就是商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晤的一事）。临走前，伊万诺夫于6月19日特意拜访了正在朝鲜主持工作的崔庸健，询问有何事情向朝鲜代表团转达。崔庸健回答，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一切都按照金日成出国前夕的指示在进行。 如果上述关于7月上旬苏联领导人会见并批评金日成的判断正确，那么接下来的合理推论就是，李相朝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在朝鲜境内的老战友，于是，反对派干部在7月中旬采取了进一步更为明确的政治行动。
根据一份十分重要但尚有争议的俄国解密档案，1956年7月14日，建筑材料局局长李弼奎来到苏联大使馆。李弼奎也是延安派老干部，他自我介绍说，16岁参加中国革命，回到朝鲜后在苏联民政府负责安全部门工作。1948-1950年在苏共中央下属党校学习，回国后曾任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内务省第一副相。因同朴一禹关系密切，受其牵连，调离内务省，改任化学省副相，后贬为建材局长。因大使回国，彼得罗夫作为代办接待了李。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李弼奎滔滔不绝，并直接把矛头对准金日成。他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无法容忍”的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现象，其结果就是党中央和内阁集结了一批专会给金日成拍马屁的龌龊小人，18名内阁相中有一半人存在历史阴影。李弼奎透露，现已有一批干部组织起来，认为有必要尽早对金日成及其亲信采取某些行动，目的是更换现在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层。行动的方式有两种，或者在党内开展尖锐而果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估计金日成不会接受，或者强行改变政治格局——估计将会付出牺牲。目前这些干部正在进行准备。尽管回避了苏联代办关于这个组织都有哪些成员的问题，李弼奎还是谈到了他对一些干部的看法，从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崔庸健——最近表现出对金日成的作为不满意；崔昌益——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如果斗争开始，他会站在金日成的对立面；金枓奉——安于现状，但不会盲目追随金日成；朴昌玉——过去曾是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朴义琓——是个好人，在领导干部中享有威望。其他人如金一、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韩雪野，不是坏人，就是小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最后，李弼奎要求对谈话内容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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