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标记为7月20日的打印稿文件，兰科夫教授依据他所发现的该文件手写记录稿及彼得罗夫后来向伊万诺夫的汇报进行了仔细考证，并发现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时间不对。手写稿形成的时间是7月14日，即谈话是在这一天进行的，但打印稿改为7月20日。其次是内容有出入。打印稿删去了手写记录中李弼奎抨击金日成的最严厉的词句，还删去了有关李相朝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与李弼奎关系密切的内容，但添加了手写记录中没有的内容，即关于有一个反对派组织存在的内容。最后是彼得罗夫向大使汇报时又谈到了打印稿和手写记录中都没有记载的新内容，即李弼奎曾谈到，如果朝鲜领导层的更迭不能和平实现，他们将转入地下斗争，并会得到革命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持。 笔者手里只有该文件的打印稿，没有看过另两件档案，但只要这两文件确实存在，兰科夫教授的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根据上述文件可以作出如下判断：1、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批评金日成的消息是李相朝传递给其在朝鲜的亲密战友的，这个消息对崔昌益、李弼奎乃至朴昌玉等反对派干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反对派很可能是此时开始相互联系的）。2、这些干部讨论了对金日成及其亲信展开政治斗争的问题，即首先按正常程序或常规做法开展批评和自我评判，否则考虑采取某种强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指在会议上强行提出批评），但无法认定他们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可能性不大）。3、反对派的主要目标是更换朝鲜党和政府的领导层，甚至包括金日成本人，而理由就集中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这是金日成的软肋，也最能够打动苏联人）。4、反对派认为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也很可能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支持，所以才再次到使馆汇报，为说服苏联人，谈话非常直率，但也有些夸大其词。5、此时考虑准备“采取行动”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从谈话人的语气看，李弼奎本人应该是其中之一（彼得罗夫也是这样判断的），而金枓奉、崔昌益只是可依靠对象，崔庸健和朴昌玉则是可争取对象（对崔庸健的判断明显失误，其原因可能是落花有心，流水无意，也可能是有意夸大，以壮声势）。6、最后，关于彼得罗夫修改文件的原因，因未看到原件，还不好说。感觉应该是彼得罗夫的个人问题，或者如兰科夫猜测的，与苏联使馆内部矛盾有关。至于转入地下斗争并取得志愿军的支持，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笔者曾采访时任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的金忠植，金是在朝鲜国内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当时也参与了对金日成的批判，八月事件后逃到中国。他谈到了两个情况：第一，党内对金日成的不满情绪非常普遍，金日成出国后一些干部商议，准备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批判金日成，组织者是职业联盟委员长徐辉，他得到了崔庸健的支持和金枓奉的赞同。第二，6月28日波兰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朝鲜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平壤有几万对党的政策不满的工人也要组织罢工，并得到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的支持，5名市委常委中有4人同情工人。 由此判断，徐辉应该是反对派的主要组织者，这一点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而据苏联大使报告，波兹南事件的确“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金日成回国了。
3 金日成的反击与八月全会
关于金日成是何时及如何得知反对派正在策划“阴谋”的，有当事人回忆说，金日成在国外时就已经从崔庸健或苏联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 而金日成自己在回忆录里说，是回国后他的副官长李乙雪和南日向他报告的。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回国途中，金日成7月13日离开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鲜，就是说他在蒙古及回国途中整整耗费了6天。 如果这时金日成已经知道国内有人准备“篡党夺权”，很难想象他还会为几万头牛羊悠闲地与蒙古人谈判。俄国档案披露的情况也证实，金日成的确是在回国后才发现危机已经存在的，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风报信并协助“灭火”的主要人物之一。
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除向他们通报了出访情况外，还专门谈到波兰事件。金日成指出，波兰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领导人过于关注个人崇拜问题，而没有注意知识分子的“危险思潮”。 金日成显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实证明，非斯大林化的结果就是政治的不稳定性，从而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就在这一天，朝鲜政治不稳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根据南日7月24日向彼得罗夫通报的情况，7月20日朴昌玉来到南日家中，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崔昌益、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打算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金日成的领导方式、个人崇拜等错误。为了争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说，他们会取得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会加入对金日成的批评。南日向苏联人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会“导致不良后果”，在党员和人民中间“丑化金日成”，引起政治混乱。而金日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正。随后，南日表示，是否将此事告诉金日成，他感到很为难。彼得罗夫表态说，联合批评金日成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朴昌玉采取的立场明显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反应。彼得罗夫建议南日应劝说朴昌玉、金承化放弃这种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报，彼得罗夫说，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说，如果这样做，最好不要提到具体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将帮助金日成准备自我批评的发言。 由此可知，朴昌玉此时已经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并承担了联络苏籍朝鲜干部的任务。另外，毫无疑问，金日成马上就得到了全部消息。
随后几天，反对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诉苏联参赞费拉托夫，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将对金日成进行集中批评。 7月23日，崔昌益拜访苏联使馆，也通知费拉托夫，“在未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金日成将会受到尖锐批评”。 与此同时，金承化告诉费拉托夫，他最近两次与金枓奉谈话，询问对在中央全会批评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因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很少会有人下决心反对金日成。 关于这些情况，后来逃亡中国的徐辉等人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金日成回国后不久，费拉托夫曾通过金承化与崔昌益、李弼奎、徐辉、尹公钦等人见面，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甚至说“为了消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及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必须要很好地组织斗争”，并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以及金日成已承认错误的情况透露给他们。徐辉等在报告中说，“我们很受鼓舞”，因为没有兄弟国家的支持，去批评大权在握的金日成只能导致牺牲，而有苏联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日成的独裁。 然而，在兰科夫教授引用的上述费拉托夫的三次谈话纪要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兰科夫一定不会放过。从前面所引彼得罗夫与南日谈话中的表态来看，苏联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对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徐辉等人这样说，很可能是在事后为自己采取的鲁莽行动寻找理由，以便给中共中央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时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且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行动。首先当然是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反对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与苏联使馆保持着更加频繁，也更直接的联系。除了外交场合的见面和会谈，应朝方的邀请或要求，彼得罗夫临时代办7月24日到外务省会见南日，7月26日与金日成进行会谈，7月28日拜会南日和朴正爱，8月1日与南日进行会谈。 尽管这些已通过电报送交莫斯科的“特别会谈记录”目前尚未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内容与朝鲜政治有关。很快，苏共中央就有了答复。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罗夫8月2日约见金日成，并向他通报了莫斯科来电的内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评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动的失误的过程中，金日成应当主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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