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朴义琓造访苏联使馆，通报了当天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所作报告的草稿，金枓奉和崔昌益认为，报告应该更多地谈谈个人崇拜及其严重的危害，而压缩关于派别活动的内容。朴义琓还说，这些天来，金日成、朴正爱、金一、南日和方学世纷纷找他谈话，极力劝说他不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那些已经十分紧迫的问题”，“不要掺和到这些烂事里”。朴义琓指出，现在已经出现了要对那些不服从的领导干部压制的苗头，如把金承化调去苏联学习。金日成还对朴义琓威胁说，如果那些人还要在会上继续发言反对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央手里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材料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大家都清楚，他（金日成）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 但金日成向伊万诺夫所谈28日常委会的情况却很不相同。他说报告草稿得到常委会一致称赞，崔昌益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提的很尖锐，金枓奉也同意报告的内容。常委会的核心是讨论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问题。研究表明，对朴正爱和朴金喆等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金枓奉也同意这些问题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金日成还说，常委会的结论是，某些人指责中央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甚至还暗中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干部问题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 如果记住金日成的谈话是在9月1日，即充满激烈斗争的中央全会已经闭幕，且金日成大获全胜，那么就可以理解他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内容为何同朴义琓所说情况存在如此差别，以及他为什么敢于暗示苏联大使不要再干预朝鲜事务。
关于此期徐辉、李弼奎等反对派骨干分子的活动，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不过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反复找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干部谈话，又对受到怀疑的人采取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他们想采取什么行动，也是孤掌难鸣了。8月30-31日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反对派势单力薄，只能孤注一掷。会议的过程很简单，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
8月30日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作报告。与以前党内文件或讲话相比，这个报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谈苏联的个人崇拜和朝鲜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领袖金日成的崇拜问题，只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顺带提了一下。报告强调，“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对纠正与个人崇拜相关的现象极为重视”，还特别指出，“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喜欢断言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像以往一样，报告批评的重点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以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 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第二个发言以后整个会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还出现了很多激烈争斗的场面。关于这些情况，档案文献中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而当事人的回忆更是五花八门。档案材料有金日成、朴义琓分别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高熙万与萨姆索诺夫的谈话，米高扬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伊万诺夫关于八月事件的报告。 学者经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则来自林隐（即许彬，原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高峰起（原金日成秘书室主任）、姜相浩（原内务省副相）、李相朝（原驻苏大使）及金楚雄（苏联使馆朝文翻译）等人。 经过梳理和对比，笔者以为朴义琓对苏联使馆讲述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因而比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别说明外，主要取自朴义琓的谈话。
前两个人，即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的发言，除了歌功颂德，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第三个站起来的是贸易相尹公钦，根据俄国档案中保存的发言稿，尹的发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揭露党内生活及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个人崇拜思想广泛蔓延，批评和自我批评遭到压制；有人溜须拍马，有人滥用职权，有人专横跋扈。接着，尹指名道姓地讲述了许多具体问题，金日成、金昌满、韩相斗、朴金喆、朴正爱、李一卿等人都在被批评之列。发言是围绕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的，涉及范围之广，具体内容之细，实为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见。发言最后向党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保障党内民主，制止以各种方式压制批评；将金日成个人崇拜问题交全党讨论。 不过，尹公钦的发言并没有讲完。当尹刚提到劳动党内的严重问题时，金日成就打断他的发言，指责尹是在诬蔑党。尹公钦的随后发言不断被人插话、打断：“你是在诬蔑”，“难道朝鲜劳动党是法西斯或资产阶级政党”，等等。当尹点到崔庸健的名字时，崔站起来大骂尹公钦是“狗崽子”，还使用了各种侮辱性的语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辉语）。此时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但没有得到允许。尹公钦的发言讲到一半时，被迫中止（崔庸健语）。金日成提出，没有必要给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继续发言的机会，应该立即停止讨论。随后对此建议进行表决，结果大部分同意，7票反对（徐辉语）。然后休会。复会以后，尹公钦等人没有再回来。大会当场通过决议，开除尹公钦的党籍（林海语）。接下来的发言就是对尹公钦及其他反对派干部的严厉批判或为金日成辩护，依次发言的有财政相李周渊、外务相南日、青年联盟委员长朴容国。随后崔昌益发言，他不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但认为个人崇拜也是党内的大问题。他的发言也数次遭到质疑。接着平安南道委员长金万金发言，提议对以崔昌益为首的反党集团展开调查，并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以后，金昌满、玄正民（咸镜南道委员长）、李一卿、崔庸健相继发言，不仅针对尹公钦，还点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徐辉、李弼奎。朴昌玉最后要求发言，想为自己辩白，也被一片抗议声所打断。金日成在结束语中要求对崔昌益和朴昌玉采取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同。
当天休会后，徐辉、尹公钦、李弼奎三人回家，发现电话已被切断，形势不妙。他们找到时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刚（原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政委）商议，随后于当晚驾驶一辆军车，直奔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大桥。 在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别和阴谋活动》的决议，历数罪状后，宣布将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建议内阁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并责成监察委员会对崔昌益、朴昌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按照朴义琓的说法，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严厉镇压之中”。
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把上述过程和情况归纳起来，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学界同仁商讨。
第一，以往关于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发起者称为“延安派”，此议不妥。其一，朝鲜劳动党内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莫斯科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其二，原有各派干部内部即使有一些个人之间的联系，经过几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队，到1956年初早已打乱了原来的干部结构，劳动党三大时领导机构的形成就很说明问题。其三，反对金日成的骨干力量当中，固然延安派人数为多，但也有苏联派和国内派不少人，如朴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日成的支持者当中，也不乏原莫斯科派、国内派甚至延安派的干部。既然不能证明延安派在这次事件中单独成立了地下组织，或以该组织为核心发起了反对金日成的行动，那么就很难把这次政治斗争说成是“延安派”组织或指挥的。其实，这次政治斗争是所有对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不满的干部参与的，所以统称为党内“反对派”可能比较合适。
第二，不过，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的确是原延安派的干部，即徐辉、尹公钦和李弼奎。刚一发现苗头不对，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刚只是协助逃亡者），这很能说明问题。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但似乎还不是策划者或中心人物。金枓奉只是外围人物，是反对派积极争取的对象。最没有道理的，是把崔庸健认定为反对派努力争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崔庸健的“出卖”或“背叛”。崔庸健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随者，特别是金日成1955年力排众议，把崔庸健推上中央副委员长的宝座，1956年出国时又委托崔庸健镇守国内，这些情况所有干部都看在眼里，反对派怎么可能对崔庸健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与一个金日成的心腹？当事人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争取支持而壮大声势，或为斗争失败推脱责任。
第三，关于八月事件的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党内合法的政治斗争。首先肯定不是后来朝鲜劳动党给反对派定罪时所说的军事政变，反对派手里既没有军权，也不掌握警察，如何组织和发动武装政变？把反对派的活动说成是“反党阴谋”也没有根据，他们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一方面不断向苏联使馆报告，争取支持，一方面到处游说，发动各种反金日成的力量，那里还有什么“阴谋”！他们最初是希望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最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夺取金日成的领导权，或至少是达到“清君侧”的目的，后来发现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无法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便孤注一掷，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站出来指责金日成，试图造成影响，做最后的拼搏。
第四，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关键是苏联对处理朝鲜党问题态度的转变。朝鲜劳动党的个人崇拜问题，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点，也是反对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苏联领导人出于对朝鲜劳动党中央抵制苏共二十大方针的不满，支持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错误提出批评，自己也主动找金日成谈话。正是这一消息的走漏（尽管可能不是苏联人的责任），给反对派的活动增强了动力。后来由于担心思想混乱、局势动荡，莫斯科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收缩，又明确表态反对采取激烈方式批评金日成，其结果既为金日成鼓了劲，也给反对派泄了气，这场政治较量的天平便明显地一边倒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些说法笔者很难苟同。姜相浩回忆说，“密谋者与中国大使馆有一条秘密联络渠道”，有学者据此认为，反对派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整个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国煽动起来的”。 多年后金日成的一个说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说反对派这些人“敢于闹，是因为彭德怀给他们撑腰”。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的是，1956年7月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后，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情况。但具体内容不详，中共也没有做出反应。 另据俄国档案记载，8月3日中国驻朝使馆参赞曹克强拜会苏联临时代办彼得罗夫时说，“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个别朝鲜同志对中国如何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颇感兴趣”，而使馆的答复都是遵循《人民日报》的口径。 这个说法，与笔者采访金忠植的记录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干部是否与中国使馆进行联系的问题时，金忠植说，中国使馆的态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见，或者含糊其辞。 8月17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使馆，从他挑选的这个会面时间看，苏联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对朝鲜政局的立场。但乔晓光大使只谈到了一个情况，即关于朝鲜希望中国在五年计划中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目前仍未向使馆做任何通报，有可能金日成率团出席中共八大时会提出这个问题。 看起来，中国对当时朝鲜党内斗争的详细情况既不了解，似乎也不关心。 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干部逃亡中国几天后，中共中央不仅卷入了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而且成为主要角色。
文/沈志华，本文曾刊发于《二十一世纪》，为系列长文《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第二篇，原题《八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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