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及其在战争问题上的表述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争论焦点。对日本历史教科书持批判态度的日本国内及国外人士认为，日本的教 科书在日本对挑起亚洲太平洋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日军对亚洲占领地造成的苦难，以及在与同盟国的战斗中犯下的罪行等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日本 的教育部门通过审定程序来决定各个学校可以使用的教科书，并可要求出版社修改教科书的内容和表述，这正是体现日本的爱国主义倾向的证据。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被认为未向年轻一代正确地描述本国的过去。

上述观点并非凭空捏造。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尤其是有关对韩国的统治方面，未作详细阐述。同时，对战争期间日军掠拐强迫女性提供性 服务，即所谓的“从军慰安妇”等更加微妙的问题，还存在回避、淡化的倾向。此外，由於来自保守的修正主义者及其政治势力的压力，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定工 作总是力图弱化有关日本侵略行为的表述。

但是，史丹佛大学亚太研究中心（APARC）“被割裂的记忆与和解”课题组，却从根本上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一派胡言的看法。本研究由申基旭教授及笔者主导实施，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费时数年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从分析高中历史教科书入 手，接着又验证了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作用，最後验证了在形成对於过去战争的认识上，精英人群所起的作用。该课题研究的重要特点在於，采用了主要以中国、 韩国，还有美国等太平洋战争主要当事国与日本进行对比的比较研究方法。

课题采取的验证方法

在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我们尽力避免偏重於异议较多、使用频率较低的教科书。研究的焦点集中於从日中战争开始至战後不久的一段时期（1931-51 年），针对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美国各自的教育课程中使用率最高的高中世界史和本国史教科书，以及大学入学考试用教科书（为了重视精英人群的意见形 成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小组翻译了这些教科书，并选出了包括卢沟桥事件和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在内的八个主要历史问题作为比较对象。基於这一研究，学 者、专家和传媒首次对历史记忆是如何在教育课程中塑造而成的这一问题，得以做出实际比较。同时，除了日本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外，研究还扩展了人们对教科书在 其他各国的作用之理解。

在教科书的选择上，课题组采用了两个标准。第一是尽量选择使用率最高的高中本国史和世界史教科书。对政府公布教科书使用情况相关数据的国家和地区 （日本、韩国、台湾），依据其提供的数据进行选择。直到最近，中国一直只允许一家单位出版教科书。此外，由於美国方面没有国家机关发布的数据，於是研究人 员依照长期为全美高中制作、发放辅助教材的“史丹佛大学国际与跨文化教育项目（SPICE; Stanford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建议，根据出版社的数据和有关加州的教科书使用情况数据选择了教科书。日本方面，选择了在高中使用率极高的山川出版社的历史教科 书。尽管“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在国外备受关注，但由於它在日本学校的使用率远低於1%，所以未被列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第二个标准是在可能获得的情况下，将与美国教育课程中Advanced Placement（跳级）水准教科书同等级的大学入学考试用教科书也列为了研究对象。这是为了将精英教育中使用率较高的教材纳入分析范围之故。美国方 面，将美国史和世界史作为一组，选择了两组教科书。其中一组是普通班级使用的教科书，而另一组（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和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则多用於跳级水准班级。而对日本和韩国，研究人员则分别认定东京书籍出版社和韩国金星出版社（Keumsung Publishers）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相当於美国的跳级水准教科书。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中国和台湾对教科书所做的大幅修订。虽然修订後的新教科书刚刚开始进入课堂，尚未覆盖所有学校，但中国和台湾的新 教科书均对有关战争的表述做出了大幅的修改。课题小组翻译并节选了有关“新”、“旧”教科书内容，并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国内（地区内）比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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