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福柯看来，自由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目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生产出来的，自由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自由，同时又管理和组织自由赖以生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安全。自由主义必须同时既生产自由又生产安全，才能自我维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这样一对孪生兄弟，就转化为自由与安全的彼此依赖。
这样的批判与哈贝马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干预式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晚期的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资本控制者的政治统治，三个时期都必须实现控制体系与认同体系的协调，用去阶级的方式来实现阶级统治，去阶级的方式就是要在市场领域保证自由，赋予经济人的自然偏好的最大化以最大的自然性和正当性。在政治领域，则有一套社会控制机制来实现安全，即它的法律体系或司法体系，例如侵权法、契约法、国际自由贸易法。
福柯和哈贝马斯都把自由与安全的双重生产视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合理性所在。福柯对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分析指出，除了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体系以外，还在德国产生了秩序自由主义，在美国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只有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才真正实现了波兰尼所分析的市场经济逻辑向非经济领域的全面扩张，才真正确立了市场社会，这个进程是从一战以后尤其是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实际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但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是，这一有秩序、有组织的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发生了分离，自由放任被彻底抛弃，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上被抛弃。
在欧洲历史上，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个总体目标，就是要为个体提供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品，并要保障平均的最低消费品供给。这一新自由主义最终的一个目标也是要实现经济的增长，所以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经济的增长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并非中国这三十年来独有的新问题，而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有秩序、有干预的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所必须依赖的一个合理性，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对于福柯来说，自由主义治理术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美国。美国在一战前后也即所谓“进步时代”（1880-1920年），实现了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整合了社会的反向保护诉求。这种分离的一个制度结果就是，对高收入征收没收性的高赋税，这被视为美国的发明，同时也是西奥多•罗斯福赢得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因此，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在思考他们能否再有一个西奥多•罗斯福，能否再次实现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之后，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这样一个原则被放弃了，经济自由与自由放任的重新融合，是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动向，遗产税被抛弃了，处在最高收入阶层的群体获得了最大份额的税收减免。
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进展是从小罗斯福新政开始的，经济分析开始扩展到非经济领域，比如经济学家贝克尔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分析，经济分析取得了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性地位，经济学变成了一种“学术帝国主义”。但是，从根本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不是由经济学提供的，而是自由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自由，同时又组织和管理自由赖以生存的安全而实现的，这一切又是波兰尼所说的人类社会最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结果。
波兰尼把功利（自由）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大分化的产物，中产阶层不是越来越多，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正在吞噬中产阶层，“新穷人”越来越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只有高收入群体、大富豪群体的收入所得、投资所得、固定资产在大幅增长，所有其他的小银行家、小企业主、工人、农民和其他靠工资和微薄的收入生存的群体，他们的收入都在减少，绝对意义上也许增加了，但与富人阶层的相对差距却越来越大。社会学构想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社会，曾经有过，但很快就萎缩了。
当前的民主化浪潮就是对这种两极分化的回应。美国的民主化高涨时期，女权运动、环保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两极分化的确受到遏制，特别是二战以后的1945年到1968年这段时间，英法德美这些国家两极分化程度都降低了。收入最高的10%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这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结构。但是，从1960年代末开始，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反思民主化的进程，反思民主化对美国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破坏，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复兴，在思想舆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层面获得了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控制权，资本的力量缓过劲来，开始重新回到主导者和支配者的位置，其合理化理由就是要为美国恢复法律和秩序。这个政治进程与经济进程是同步的，最终也让美国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到了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重新拥有了总财富的50%。整个资本的力量或者说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再一次完成了逆转，无数人对此忧心忡忡，这就是法国学者匹克提《21世纪的资本论》之所以畅销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大转型
人类社会能否从这悲剧性的倒退中突围，“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之后会怎样，这就是理解中国的大转型及其意义的的前提。由此可以说，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三个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9，从1979到2013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这三个三十年年之间的关系。不太严谨的说，第一个30年是经济自由主义彻底压倒政府干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政治结构不完整，国家构建非常失败，政治正当性也微乎其微，自由主义的国家理由乏善可陈。第二个三十年是政府干预主义胜过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变成了无所不为的“全能政府”，社会主义的国家理由得到全面探索。第三个三十年则是经济自由主义胜过政府干预主义，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制、制度、机制实验室。所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三个三十年实际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此消彼长。
那么，第四个三十年，中国向何处去？抉择又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的协调。目前看来，这两种方向都有可能，所以在政治决策和法律政策层面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冲突，社会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的设想。因此，理解中国的未来，越发不仅需要理解当代中国的第二、第三个三十年，也需要回到最早的第一个三十年，理解中国革命及其世界背景。西方社会在1834年到1914年这关键的80年里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普遍和平和集体富足，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部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外部，转移到西方社会在全球建立的殖民体系内部，并因此引发了第三世界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苏东剧变以来，中国的大转型与世界的大转型是同步的，这就是自由放任和有干预、有组织的自由放任的融合，自由放任重新回到了影响决策的意识形态领域，自由放任这一博物馆经济学复活之后，带来的并不是普遍繁荣和集体富足，相反，政府干预变得十分保守，意识形态上不断弱化，并在社会思想文化上产生了巨大分歧，这种进程及其后果实际上是世界性的，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有没有更为光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道路有没有新的可能性。我们当然不能用制造寡头的方式去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同时，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态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协调，如果没有政治相对于行政、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政府相对于市场、全国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充分自主性，中国也不大可能开创中国与世界的光明未来。
在已经过去的三个三十年当中，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进程紧密关联。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指出，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两次遭遇战，第一次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果是西方占了上风。第二次发生在朝鲜战争，结果是中国人恢复了中国文明自成一体的自信和自觉。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这些需要协调、融通、平衡的方面，都不完全是新命题，但无疑都是非常艰巨的大课题。无论是已经发生的三个三十年，还是正在发生的第四个三十年乃至更为长远的未来，所有问题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不同的是主次关系，曾经的依附者正在向着核心进发，曾经的主导者正在走向边缘。如果说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为市场而治理”，那么，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不是“因为市场而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大转型背后政治理论的激荡与扬弃，必然需要从两个三十年走向三个三十年，无论是向后看、回到革命的源头，还是向前看、探索中国的未来，都需要探究极端缺乏关注的社会主义的“治理的合理性”，需要思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文/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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