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
——兼对拉铁摩尔的“区域研究法”的探讨与应用
内容提要：作为观察中国历史变迁的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视角，拉铁摩尔提出的“区域研究法”是以战略区与经济区关系整合为切入点。在处理俄国与内亚的问题方面，必须使清朝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以经济区支援战略区，促使“长城—天山”之间沿线区域关系的新发展，形成“长城—天山”商路，不仅标志内地与天山南北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且也反映了国家命运开始从运河方向的南北轴向转为“天山—长城”东西轴向的摆动，这一商路的兴衰变迁，成为观察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晴雨表”。以往在“海国”为参照的民族主义话语下，“陆疆”危机深重，淡化了清朝原来处理长城南北关系(蒙、汉关系，中俄关系)这一语义，却替换不了“天山—长城”东西轴线在中国国家空间建构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海洋和内陆方向的双重经验。
关 键 词：史观新探 疆域理论 空间建构 战略区 经济区 “天山—长城”商路 东西轴线
1935年，在美国学习的经济学者冀朝鼎试图通过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的转移这一事实，论证导致中国历史上王朝帝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由此，他从空间性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征：“(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样的统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当基本经济区的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失去其立足之地与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发生。这一现象一直要延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固定下来，并成功地利用这一基本经济区作为重新统一的武器时为止”①。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者鲁西奇教授借鉴和吸收了从空间道路观察中国历史整合的思想，同时，提出修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事实上，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仅不“必然”成为据以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更可能”成为被侵掠、受控制的对象。“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之间的差别，将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对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等同于王朝国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军事、财政资源；以此为基础，将“经济较发达”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充分与必要条件②。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也曾经借助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从空间维度对中国历史提出过类似的讨论，今天重温这段讨论，可以为当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
一、战略区与经济区统合：中国历史的空间分析视角
拉铁摩尔是最早关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概念的学者之一，多次引用冀氏的讨论，并将其概括为一种帝国整合的“空间面向”：“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首都及主要经济地区的地点，因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③二战结束以后的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拉铁摩尔重申了对“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支持，“与重要经济区相似，其他主要的经济区也按照它们在粮食盈余方面提供贡赋的多少被规定下来，进而在地理范围上围绕着江河流域和运河系统聚集。除了盈余以外，每个地区均在食物供给以及粮食生产者的消费品供给上趋于自给自足。”他提出了“同质单元”缔造下的王朝帝国体制严重依赖基本经济区。“由这些同质单元缔造的王朝帝国的一个政治特征是，在稳定时期，所有的单元都能在帝国的管理机构下有效运转，但在动荡时期，每一个单元自身却暗含成为帝国类似，但在地理范围上要比之小的政权的潜在因素，并且事实上有时会如此”④。不过，他也指出“基本经济区”的适用定律和范围指向的是历史上的同质性王朝帝国，如疆域主要在长城以南的宋、明的汉人王朝。“汉族散布在中国，是由许多单位合并而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是一致的。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农业地区，被一个城池控制。这些区域的结合过程是，最初由许多独立的王国，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⑤
另一方面，拉铁摩尔指出在两个异质性较强的社会中，“重要经济区”不能起到与同质性社会相等的作用。相反，“重要战略区与重要经济区并不相同这一绝对事实表明，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便于灌溉的那一部分地区更容易受到攻击，从北方而来的征服王朝倾向于利用南方灌溉区。大运河并非由水利灌溉社会修筑，而是由北方民族——首先是隋朝，随后是元朝或蒙古王朝修筑，以便向灌溉区征收贡赋。”⑥重要经济区反而成为中国社会柔软的“腹部”，最易受到攻击。由此，他含蓄地指出了冀朝鼎这一概念背后实际有“中原中心观”的影响。
拉铁摩尔对中国历史的变迁有一套基于空间分析的话语体系，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即在黄土高原这片最容易耕作的土地上成长发达起来的汉文明，可以先把水患频仍、沼泽丛生的华北大平原合并为它的一部分，接着又将较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组织及政治统一的制度文化传播到南方，最终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作为“一个完整区域合并到更大的整体区域中”；但在另一个方向上，汉人对无法从事“雨养精耕”农业的长城边疆却难以实现类似的“合并”，而只能做到“从远处使之臣服并加以控制”⑦。在前一个方向就是汉人为主的“雨养精耕”地区的同质性单元不断扩大的过程；后一个方向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的碰撞，这是与“雨养精耕”地区不同的区域——长城以北地区。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边缘，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地理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迅速，这片广袤的地区没有足供灌溉的河流，只能实现粗耕，并更倾向于实现“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只有在北方，显著的差异取代了一致化的趋向⑧。此外，“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最大差异是：草原的原始农业文化没有能够发展到大农田粗耕制，或农耕与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游牧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⑨。两种模式不同的生计方式，既有相互沟通有无的需要，同时，还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
同属“雨养精耕”地区之间的合并，“边疆”的变化并不剧烈，“两个同质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在发展过程中，当两个同质性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通过征服还是协约的办法达成，主要是量的变化，其次才是质的变化。新的单元更大但仍然保持同质。”⑩另一种则与之相反，“而异质性较强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合并则会发生一些变化：较弱的被并入到较强的社会当中并被降服；如果类型差异巨大，而实力差异不甚巨大，结果将会是一个新的共同体，不仅数量更多并占据一个更为庞大的地域，并且在性质上通过两个共同体融合而创建的特征要异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所具有的特质。”(11)其中大致表达了两层涵义：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合并引发的变动，“边疆”的变动性远远高于单一同质性社会(如两个草原社会之间或两个农业社会之间)合并的共同体；合并形成的新共同体的特质不是原来的任何一方共同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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