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共同体内部，拉铁摩尔认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不适用。由此，他提出另外一种“核心区”的概念：战略区。这一概念同时亦可理解为“基本政治区”，“战略区”指向的是长城以北地区，即粗耕农业或称为混合农业地区。由于那里并非是“雨养精耕”地区，因而其所形成的军事与政治功能往往高于经济功能，在经济上对于内地有很强的依赖性。“由于中国(此处指中原)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相互作用，并且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另外一方绝对同化，因此，与重要的经济区迥然不同，重要战略区更趋向北部。重要经济区最初也在北部，随着中国社会后来向长江下游的全面发展才发生转移。大运河将长江下游以及横贯长江地区与北京联系起来，从而协调了重要经济区和重要战略区之间的关系。”(12)南方经济区与北方战略区的南北统合，成为中华帝国生长的强大动力，而实现这一统合的“纽带”就是大运河。“空间整合”构成了拉铁摩尔考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既吸收了冀朝鼎的成果，同时，又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内创新了思考中国大历史的模式。
为什么发展大运河的航运，而不是开辟从江南到北京的远距离陆路交通？拉铁摩尔认真思考了“区域”的概念：“区域的大小取决于运输是否便利，特别是在河流与运河堪资利用的地方，取决于其与穿越群山及大批量运输粮食和其他商品之间的运输困难之间的平衡。”(13)他没有采用商品粮、商品棉以及其他的工商业指标来测算区域的大小，而是提出运输这一核心指标，而且与技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交通距离实际是“不均质化”的，“河运”是“平面距离”，而穿越群山相当于“立体距离”，在两个不同的地理点之间的距离可能是“平直空间”或是“弯曲空间”，距离并不能等量换算。同样是平面距离，由于穿越的空间不同，如水路、陆路，运输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即使是陆路，穿越农区和牧区的运输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因为人工和牲畜饲料都要计算成本，在农区，牲畜如果驮载粮食走一天，路上没有饲料，需要购买，而人员还需要在客栈过夜，利润的盈余大致在100英里就会被畜力消耗殆尽；而牧区则不一样，负载粮食的牧区骆驼在草原上且行且吃草，无需客栈费用，驼载获利的范围远达800英里(14)。同等的距离，因为地域空间和运输方式的差别，会产生不同交通“权重”。比如，水运虽慢，但是省工，便于输送粮食这样的大宗物资，大运河的开通就是一例。
如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发展，皮日休称赞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15)在运河时代里，南北方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命运沿南北轴向摆动，运河成为都城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都城变迁呈现为由中原向南北两极发展的趋势，北京充当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逐步加强，并一度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政治中心的南北两极格局(16)。
另一方面，此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四川盆地虽然也非常富庶，但在重要性上却难以与江南匹敌，主要原因还是“蜀道难”——交通运输不便造成的。由此可见与战略区的距离因素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战略区与经济区的统合观察中国历史，切入的路径是连接二者交通运输的道路，拉铁摩尔这一眼光颇为新颖并具有启发性，他将其总结为“历史地理研究法”。
二、“动态边疆”与“长城—天山”的空间整合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是从“长城—天山”的商路开始，首先是对天山北路意义的再发现：“贸易道路有一种重要改变，须加注意，其所以重要者，以其连结绿洲带与游牧的道路。即是天山北路，由巴里坤塔格岭尾稍起，沿着天山北麓而行，至西湖(乌苏县绥庆城)绿洲，途分为二：一沿天山西走，一则西北至塔尔巴哈台。此路实为一联络各绿洲之路，而不是游牧部众的适宜近路，其历史上的重要，系其与游牧通路的真实的路线(沿阿尔泰山西坡，经草地连属之地以至塔尔巴哈台)平行，且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17)这条路的性质不是游牧道路，而是一条绿洲与游牧联系的道路。从地理原动力、历史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对道路性质的影响差异，从而敏感捕捉到区域之间的历史互动对中国边疆的影响(18)。绿洲、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表现在“长城—天山”这一过渡地带及其东西交往的商路上(19)。
绿洲是拉铁摩尔分析新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生态—政治空间。在亚洲中心的绿洲和中国西北部一些类似的绿洲地带，农业依赖于水利灌溉。水源来自于高山融化的冰雪。在这些绿洲地区，通过改进水利控制技术，从而使简陋的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绿洲灌溉农业不能无限度发展，因为淤积和化学问题(盐碱化)难以解决。另外，绿洲最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按照拉铁摩尔的分析，绿洲与华北的混合农业类似，不是“雨养精耕”农业(20)。不过，绿洲之间彼此隔离的状态，成为一个个“原子状”的分布，无法形成“核心区”。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清朝在彻底击败准噶尔蒙古以后，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天山北路西段的伊犁河谷设立伊犁将军府，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几乎达到整个西域地面(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很重；民政范围则以伊犁九城的驻防各地军民民事为主，同时要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而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虽然伊犁将军所辖的伊犁九城人口并不是很多，嘉庆时期大致在20万人左右，但是承担“公务”的军政人员比例却很高，无论从管理的“半径”，还是执行的功能，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清朝另一个建设的重点是天山北路中段的乌鲁木齐，修筑满城巩宁、汉城迪化，分驻乌鲁木齐都统衙门和迪化州衙门，军府制度和郡县制度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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