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城—天山”商路与国家建设的东西轴线

潘志平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域新疆与中原的关系，如一个不对称的“哑铃”，“小头”在西域，“大头”在中原(28)。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战略关系还存在另外一种“倒挂”现象，政治大头是在新疆，但是支持的力量却是源自远方，特别是交通运输这根“血管”很细，一旦内地动荡，天山南北很容易陷入绝境。

乾隆中期的一位满洲官员记载新疆的财政情况是：“今大兵既驻其地，皆需谷食。因设屯田之法，开垦荒芜。回兵六千户，种地纳粮，仅足支用。各官薪俸，兵丁盐菜，必需于内地。每岁倒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匹，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晌。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项，使能足一岁之用。钱价昂贵。”(29)到道光年间，伊犁将军布彦泰仍旧称：“新疆各城经费岁需二百余万两，例由各省协解。甘肃藩库分春秋二拨解运。本年拨，接甘省来咨，以各省协饷未到，而新疆经费紧要，未便耽延……再新疆百万军民皆依赖国家豢养之恩，恃此兵饷以为生计，设拨解愆期，则军民有枵腹之虞，于新疆重地，关系实非浅鲜。”(30)20世纪初，还有官员大声疾呼重视交通，联络内地，“深沟重堑，天险之国，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则富，不通则贫；通则强，不通则弱”(31)。

实际上，清朝希望能将经济区北移到京师附近，实现战略区与经济区的统一，道光时名臣林则徐上奏，提出“国家建都在此，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靡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32)元、明、清的官吏们再三提出要把直隶变成“第二江南”的计划，就是在北京周围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这种想用直隶所生产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并想无需再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却从来都未实现过(33)。

“长城—天山”商路的兴盛主要是依赖政府的投入刺激了商路贸易，而江南的动荡是造成这一商路衰落的主要原因。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江南输往新疆的协饷断绝，致使天山南北的驻军多年无饷可发，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无法抵挡阿古柏匪军的入侵，西域新疆沦陷大半。左宗棠率领湘军西征新疆期间，军需浩繁，随军商贩众多，使得这一商路一度复兴，同时，西征暂时解决了中国对俄与中亚的问题，使得西部陆疆暂时得以安宁。“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34)不过，随着甲午之役以及以后的辛丑条约，海疆危机再次超越陆疆危机，不仅江南是主要承担债务的省区，而且还有海上而来的各种商业竞争，自身财政难保，遑论支援新疆？甚至一直财政依赖补贴的新疆都摊上了辛丑赔款的份额，驻军也一再削减，进疆的物资数量大大降低。这条商路另外还面临俄商的竞争，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俄商的运营成本降低并逐步击垮了当地商业；另外，1911年外蒙古少数王公受沙俄挑唆宣布独立后，最畅通的大草地路线断绝。绥新商人不得不集资组织驼运，从哈密经内蒙古到绥远。这条商路4000华里，因季节关系，一年只能通行两次。天山南北与内地的交往联系大大降低，西部的边疆危机日益突出。

自20世纪初以来，“长城—天山”商路逐渐衰败，表现的是清朝已无“能量”通过这条道路输送到战略区，“血管”没有血液补充，自身的绿洲经济无法满足新疆行政的需要，必然导致新疆依赖俄国的商业支持，造成经济依附于俄国，最后是政治权利也依附于俄国，形成深重的边疆危机。商路不是简单作为商业交通的衰败，而是代表中国“东西之轴”这一命脉的衰败。

左宗棠的西征曾经对陆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成果在20世纪初期逐步丧失。拉铁摩尔指出，草原、内地与绿洲之间的相互关系终结于20世纪30年代，“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指杨增新被暗杀后)代表着旧式绿洲崛兴循环的完成。但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原来那种草原崛兴的反循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其规模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循环都要大，并影响到草原、绿洲和中国内地。……因为苏联势力之进入蒙古、新疆及中国内地不是凭武力进入，而是由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35)曾经在西征中得到暂时平衡的俄国扩张和内亚问题，重新回到中国的面前，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再次显现的俄国与内亚问题，基本上处于地缘劣势，只能被动回应。不过，访问过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有过会谈接触的拉铁摩尔发现，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是不会完全照搬俄国方式处理边疆问题的，“中共不是苏联的傀儡和工具”，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拉铁摩尔的预见(36)。

俄国在内亚的扩张以及以后苏俄利用民族自决主张，推动内亚民族主义意识，并借助族群政治干预新疆，说明内亚问题一直没有消失，而且有时极为尖锐。在苏联支持和影响下的内亚族群的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张力(37)。鲁西奇教授所提出的封建时代的“核心区”标准：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地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在核心区所应具备的四个要素中，兵甲与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军队和官僚系统(38)。但是，“财赋所聚”在内亚的语境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一标准还是有“中原中心观”的色彩。拉铁摩尔所说的战略区与经济区作为不同的“核心区”而产生的互动，这一分析解释路径则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脉动。

另一方面，无论是战略区还是经济区，都有作为地理生态区域的性质。特别是“战略区”同时也是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贸易通道。“边疆具有政治而非地理的根源。只有在一个边疆观念存在以后，它才能被理解成一个地理结构的共同体赋予的此项功能”(39)。拉铁摩尔还指出，“边疆两边的人民从事走私贸易是极为普遍的”(40)。应该深刻认识到，中国内亚的“战略区”是以绿洲为基础的，并非“雨养精耕”地区，因而不能产生与“经济核心区”同等的效果和功能，如果硬是照搬“雨养精耕”经济区的模式，带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