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在“民族主义”思维下，我们长期重沿海而轻“内亚”。把“边疆”问题同质化——这是作为海国“民族主义”影响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汉人民族主义的色彩，对于国家建设，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在这一视角下，“长城—天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陆疆”问题，“替换”了原先帝国时期处理长城南北关系(蒙汉关系、俄国与中国的关系)这一问题——“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在这种语境下，南北关系——游牧与农业定居民的关系，无论是满、汉还是蒙古建立的王朝，谁是中国“正统”的问题不再凸显。而东西方向的“海疆”和“陆疆”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大问题，“中国”从而被民族主义话语所取代。另一方面，清朝虽然是按照帝国的治理方式解决“陆疆”问题，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晚清新疆建省，体现出浓厚的“国家建构”色彩，但是在前者的思考方式下，把清朝处理这一问题的意义和贡献显然淡化了。

通过借助拉铁摩尔讨论经济区与战略区的关系，我们重新发现了帝国时期整合疆域的努力。特别是清代“长城—天山”商路的兴衰，已经成为新的国家命脉——东西轴线走向的“晴雨表”。清朝在统合天山南北与长城内外、长江南北中作出的贡献，是部分实现了区域关系的统合——是帝国时代“国家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至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国覆亡，它在中国西部遗留的一大政治遗产是天山北路的伊犁、迪化等城市和成片开发的农业区，以及定居的数十万的汉、回、维吾尔等各族居民。此外，还留下一个“新疆行省”体制——这是清朝处理俄国与内亚关系的另一个重大政治遗产。同时，正如拉铁摩尔观察“中国性”时说，“从黄河中心区域转向大草原，我们发现，从历史上看，社会分化变异的过程适应了不同的地理环境。从同一地区转向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我们发现的是同化和升华的过程。我们的确也发现社会和文化特性的历史持久性，但主要趋势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的成长。”(47)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将天山南北的战略区从空间与华北、江南的核心区连为一体，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大中国”。晚清的新疆建省，也是“中国化”的一个缩影。这两次整合过程，是在清朝的统治下完成的。清朝动员了大江南北、长城南北、天山南北甚至东北满洲的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到其中。这一区域整合过程大大超越了清朝自身的满洲族群意识，而且也超越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识，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国家建构”，促成了“中国”意识的生成。“清”与“中国”已经成为乾嘉时期文献中并行的称呼(48)。当然，清朝在这统合过程中，确实也采取了差异化民族政策，强化满族的统治权力，也有造成民族隔阂的一面，这是客观的事实。总体而言，清朝统合战略区与经济区既继承了汉唐盛世经营西域的经验，同时，还超越了汉唐在巩固内陆疆域方面的成就。

五、结语

正如开篇当中冀朝鼎所思：“(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一“国家性”实际是来自于空间建构。因此，或可指出，“长城—天山”商路是中国近代“国家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经济区与战略区的统合主要是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力量，使得清朝已经具有某种近代“国家建构”的面向。如果说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从空间上与“长城—天山”商路有巨大的重合，那么，某种意义上仍然含有继续从空间上整合。内地(经济区)和边疆(战略区)的意义，仿佛依稀可以看到“长城—天山”商路的骆驼客和各种商贩奔走的身影。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以良好的外部环境，促使边疆(战略区)转化为核心区，这也是当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笔者赞同一些学者提出“空间”的意义长久被淹没在同质化的民族主义叙事当中，今天恢复空间和区域的视角，突破单线的民族主义叙事(49)，必须兼顾来自海洋与内陆板块的双向“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这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自身经验的发掘，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文/黄达远 原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1-10

注释：

①(33)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

②鲁西奇：《中国历史的命脉在哪里？》，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6150.

③⑤⑧⑨(3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8、26、37-38、127页。

④⑥(12)(20)(21)(47)[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针对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一个亚洲内陆研究法》，收入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405、405、401、407、402页。

⑦姚大力：《全凭活法炼暗香：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未刊稿)，2014年《边疆热点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上海项目会议论文。

⑩(11)(13)(14)(39)(40)[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历史的疆域》，收入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4、364、365、356、354页。

(15)(唐)《皮日休文集》卷一《汴河铭》，四库丛刊景明本。

(16)王明德：《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的变迁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

(17)(18)[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24页。

(19)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2)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23)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官方丝绸贸易的数量、品种和色彩诸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24)(25)钟广生等编纂：《新疆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27-128、147页。

(26)[法]傅雷：《热河环境史：华北农业之扩张》，载《法国汉学》(人居环境建设史专号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9页。

(27)(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记》，收入《小方壶舆地丛钞》。

(28)潘志平、耶斯尔：《西域新疆的战略地位：地缘政治的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29)(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新疆纪略》(上)，清照堂丛书本。

(30)(清)布彦泰：《新疆奏稿》之《请试行商税裕经费摺》，《西北史地文献丛书二编》16册，第198页。

(31)(清)王树楠等编：《新疆图志》第5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985页。

(32)(清)林则徐：《畿辅水利议叙略》，《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四《工政十一直隶水利》。

(34)[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75页。

(36)袁剑：《拉铁摩尔在北京看到了什么》，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6286.

(37)黄达远：《十八世纪中叶以降的内亚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38)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分析与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1)[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和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

(42)《左文襄公文集》《书牍》卷二十。

(43)《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五零。

(44)(清)李云麟：《西陲事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45)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46)王瑞成：《从〈海国图志〉看“海国”与“中国”概念的生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

(48)(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323页。

(49)黄达远：《多维视野下的西域——以1759-1864年的天山史为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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