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国崛起病》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这段话是理解《帝国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础。这本世界政治史学术随笔，通过最近几百年来世界上风起云涌、兴亡勃忽的帝国命运，及其与英国、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对比，广泛涉及制度设计、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全方面的历史过程，通过正反两类历史案例，阐述了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把每个人都当人并认真善待，而不是把人当做国家工具的地方，才会是水草肥美、安居乐业之所，也才会是让人喜欢甚至热愛的地方，虽然它未必强大，未必耀眼。

这其实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个技术活。人类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至少在前现代是相当稀缺的。与此相应，帝国崛起的幻觉，反倒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

《帝国崛起病》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兴衰，即公民美德与制度以及国家兴衰的关系，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以及不同政体中人的生存状况。

公民美德与政治制度

共和国是一种对公民美德有较高要求的国体，正如帝国往往是一种扼杀公民美德的国体，不过，是否存在国王并非检验是否共和国的标准——“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而克伦威尔、希特勒、东条英机也并不称帝。

彰显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被称呼为国王还是被称呼为总统，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没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确定国体的地步——“（克伦威尔）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帝国崛起病》开篇“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耐人寻味地讲了一个关于共和国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全书核心思想定调。华盛顿领导给养匮乏的大陆军经过八年鏖战，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他不但拒绝了薪水，还倒贴了自己的财产，胜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权——他甚至痛斥给他写“劝进表”当国王的军官。在回到弗农山庄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之后，华盛顿二度临危受命，组建一个更合理更健全的联邦共和国。但在出任了两界共和国联邦总统之后，他坚决地终止了自己的权力生涯，从而给美国后续的掌权者立下了不贪恋权力的榜样，成为功成身退的现代辛辛纳图斯。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现代公民美德。黄钟说：“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从英国议会如何控制国王钱袋到北美人民抗税独立，美国如何控制军权到美国如何帮助别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虽然制度稳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为强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奇点，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为制度的确立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书中作为反例多次出现的克伦威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法治与议会传统的国家，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照样能成就其暴政统治。“创造怎样的世界”通过两个战败国德日如何解决夙仇以及如何处理与战胜国美国的关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题，即人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当一个国家处于积重难返的劣质制度与劣质公民恶性循环之中时，外来的健康新鲜力量会给予巨大的协助力量。很难想象，没有“不要赔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从废墟中爬起来。

作为一种强烈对比，黄钟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与华盛顿、美国不同的另一面故事。举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日本帝国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本书都用详实的史料，娓娓道尽其一步步既裹挟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狱的过程。这些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政治罪犯们，因为独裁的权瘾与错误的帝国理想，在危机四伏的荣耀里用暴力和谎言推行自己的癔症、制造他人的噩梦。

黄钟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也详细介绍了政治罪犯们所处的支持他们的环境。比如，“创造怎样的世界”篇里就讲到希特勒在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时的举国若狂；“希特勒的军队”篇里则说，“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同样的帝国崛起病症状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二战初期，日本“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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