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文明为中心看中国

近一个世纪以来，”分裂-反分裂”的议题持续困扰着历届中国政府，围绕”中国”的概念界定，内地与边疆形成各自不同的认知，对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作者藉由讨论藏文明对”中国”的建构，展示了藏人对世界、中国的”另类”书写，由此提出只有认识到藏文明对中国的表述有其自身积极的、现实的和超越性的意义，中国才能摆脱”分裂-反分裂”二分法的桎梏，为目前中国边疆问题寻找到某种崭新的治理资源。

我们习惯于说“中国的藏族”，现今颠倒过来说“藏族之中国”，意义有相通之处，但也大有不同。藏汉文明有自身的观念体系，双方有着长久和紧密的接触、交往、互渗因而是“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这是我们梳理出“藏文明之中国”这一谱系的基石。

西方的主权藏学[1]为了塑造一个统一的Tibet，竭力运用现代西方的“国家”（state）概念，将藏文明区域塑造为由某个中心区域统一的、同质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并投射到历史上，但相当费劲，且并不具有说服力。这一基于民族–国家话语的书写范式，当世界各地学界都在反思类似话语的时候，在藏区史志的书写方面却得到非常有限的反思。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书写的藏区史志，是多区域历史共存并述，其关于西藏自治区史志的部分，主要是拉萨中心观的体现，其余区域则另书。最明显的便是大陆民族学界于1950年代末开始准备编纂，到1980年代印行的《藏族简志》。[2]这多少体现历史和现实本身，为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梳理“藏文明之中国”谱系埋下伏笔[3]。

藏文化中“域”的观念与拉萨中心观

藏文化中对天下的理解，是以“域”为代表的。这个概念小可以到几户人的聚落，大可以到整个天下。“域”这个词在藏文中也是相当灵活、活跃的。其所指地域如：沛域（Bal-Yul，尼泊尔）；甲纳域（Rgya-Nag-gi-Yul，中国内地）；甲域（Rgya-Yul，中国内地，也指印度）；芒域（Mang-Yul，与阿里普兰、昂仁和吉隆等县一带与尼泊尔接近的区域）；博域（Bod-Yul，拉萨一带）；哲域（Vbras-Yul，锡金）；洛域（Glo-Yul，尼泊尔木斯塘区）；门域（Mon-Yul，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门隅，以及印占部分）；工域（Kong-Yul，今工布）。而世界就是由诸域构成的。如说：“好的声誉充满阿里三围、卫藏四如、多康六岗、汉地印地、回人圣域等大地。”[4]也可以根据说话人自己所在的方位说上域（yul-stod）、下域（yul-smad）、中心域（yul-dbus）等，尤其天上／空中／地下的概念相当本土且重要，因为王权概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王自天而降，是来自外部的，域包括曲德（律法之所）和米德（人居之所），域也是有历史的。无论怎样，在这些原生的观念中，域的景观都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中心域”这个概念非常关键，在藏文典籍中所指有三。第一，它指任何以说话人自己所在地为中心的表述，如尼泊尔洛域的洛巴会把自己所在的区域说成是中心域。第二，它又特指拉萨河谷一带，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博域，也就是拉萨一带。第三，在佛学经典中还用来指印度金刚座（Rdo-rje-gdan），即中印度伽耶地方的一处佛教圣地，是释迦牟尼等三世诸佛成道之处；[5]在藏文中，这还隐含一种转换：把本土的第一义和第二义的中心主义都让渡给指涉外部的第三义的中心主义。但能够将拉萨中心观如此容易地让渡给外部，说明这种中心主义并不固定。这一让渡尤其与吐蕃朝灭亡以后各教派渐次和依次兴盛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教派大多不以拉萨为中心，而信仰佛教者势必将神圣性的来源归之于印度，这与佛教传入内地后，汉文中转而用西天指称印度，称之为天竺，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触及到拉萨中心主义和各地的中心主义表述。这些自我中心主义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呢？不同中心主义相互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两个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态势有紧密的关系。

在吐蕃朝以前，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所以高原上一度各地小邦林立，各有中心，我们不妨称之为多中心时代。吐蕃朝后藏文中出现拉萨中心观，这是对藏文出现以前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吐蕃朝以后划分“卫藏四如”的反映。根据东嘎仁布且的看法，这四如区分也指此前赞普出征时居其前后左右的四部军队，和其领军者所带领的四如。[6]这“四如”的范围差不多是今天拉萨、山南、日喀则。为什么是这个范围？这里有大量的河谷地带，土地肥沃，农业出产丰盛，农作物剩余量大，能够支撑较多的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口。这些人口来自治理地方的机构和寺院。

拉萨中心观因吐蕃朝定都于此而得以彰显，但此后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里，拉萨都不是影响四如的任何意义上的中心。今天它成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则有赖于17世纪中叶以来格鲁派以此为中心的三个世纪左右的教派治理史。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西藏人眼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