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合同除了拟定奖金激励，还规定了为退休或残疾士兵支付抚恤金，以及包括了许多事无巨细的具体激励条款：“强攻需要支付额外一个月的薪水是个普遍的约定……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会获得大量的现金回报。”从本质上说，数百年前的雇佣兵合同与我们现在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同——“前人死了，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后来者就需要了解情况，学会进入状态，包括合同签订和履行。同样，旧的城邦消亡了，新的又出现了。周而复始，有的在共和时代，有的在专制统治时代，有时是政权更迭导致。动荡的政局造成了对这种合同军事人员雇用和保有的持续需求，合同技术也理所当然在演进”。

合同双方在竞争性环境中的重复博弈产生了声誉效应，增加了合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双方都有所赢，并让雇佣军团先转为半常备性，最终演变为常备制度。佣兵厌倦了不确定、不固定、分心、令人厌烦的集结，为下一战季寻找合同，以及通常居无定所的生活。这时，城邦为了换取士兵的忠心服务而采取长期制度安排所提供的收入、身份和连续性，就变得具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伴随着军事组织更大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强调纪律和对国家的忠诚，在长期服务军团中开始形成层级结构，也蕴含培训和技能提高，向职业化的实质性迈进”。威尼斯在15世纪向意大利西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时，所需要的主要兵源从骑兵部队转变为依托野战工事的守备部队以及配套的工程、设计和大规模防御工事建设的技术人员，甚至还有专业化的主计官、军需官和运输官。类似的是，冷战结束后北约各成员国减少对大规模武装力量的需求：与义务兵役部队相比，志愿兵役部队更具战斗力、更能节省成本，而且操控更为复杂尖端的武器装备自然而然地需要更稳健、成熟和长期服役的职业化部队——志愿兵役因此更受欢迎。

施里芬计划与经济学原理

事实上，在两位作者所举的六个例子之外，军事爱好者所熟知的“施里芬计划”，足以囊括书中使用的六个经济学原理。

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定的施里芬计划，希望利用俄、法两国总动员速度的差异，在日后陷入双线作战态势时，先在东线以1/8的兵力防守俄国入侵，并尽可能地集中7/8的兵力在西线包抄进攻法国，计划用六个星期击败法国后、将军队尽速调至东线以迎击俄国的反击。这一惊人而大胆的计划，简单得近乎天才但又充满风险，它的付诸实施让萨拉热窝的一颗子弹引发了“战争中的战争、最后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重塑了整个世界。

对施里芬计划的坚持，必然使德国将其资源用于单一的方向：对法作战的速战速决导致德国救不了其主要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德国的资源也不足以从陆地上入侵俄国或者建立一支能与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在两位作者看来，“所有这些实际发生的情况都不意味着德国的决策者错了，它仅意味着他们在选择一个选项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其他选项”，这就是机会成本原理。

德国的决策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是比“不开战”更廉价的选择，如果早日开战，战争的收益将超过风险和成本，拖得越久情况越糟。此外，他们还认为将法国卷入战争也不会提高德国的成本，既然法国必然会帮助其盟国俄国，所以能够选择的并不是能否选择法国为敌国，而是应否先攻打法国。在这两点上，德国人实际上采用的是权衡其行动潜在成本和收益的原理。

要使施里芬计划生效，我们可以说德国的领导层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替代：击败法国和俄国是突袭英国的替代，采用地面力量作战是海军的替代，速度是时间的替代，这就是替代原理的运用。

德军在西线投入更多的部队，未必能相应带来更多的优势。补给、阵型与地形都可能会抵消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增加的部队越多，在军事上能额外产生的益处却越来越少，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原理。

德国基于某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发动战争：一方面，德国认为如果德俄战争爆发，法国将会进攻德国，但现有证据表明，这可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德国相信英国将不会加入战争，或者说即使英国很清楚地表明会介入，德国政府依然选择不相信这点，以致德军在比利时遭遇英军远征军时大为震惊，这些都是不对称信息原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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