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名将亚历山大·冯·克鲁克指挥的德国第一军团，受命以梯队形式跟随友军第二军团，但克鲁克在没有通知司令部的情况下选择了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前突。这一委托-代理问题，让谋求速胜的德军与法军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防线僵持，德国由此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绝望的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面色苍白地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一份基于纯粹概念的、完美主义的天才战争计划，却由于种种错判和失误，最终落得纸上谈兵的下场。用19世纪初的普鲁士参谋总长冯·格罗曼将军的话来说：“花几年时间在办公桌上制订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纯属胡闹，那是军事领域的文学创作。”

历史学如何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

两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使用的经济学原理跟其他优秀原理一样，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他们希望至少可以传达某种希望和信心：经济学可为研究或重新审视军事史学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两位作者的眼中，经济学并不像物理学和工程学那样是只涉及“纯物质”的科学。恰恰相反，“它是一门涉及物质和非物质问题的决策科学。它是在经常不精确、不明确和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的科学。”类似地，战争的计划和发动同样需要做出选择，因此，军事史是适合经济分析的，或者说，采用无孔不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乃至其他学科的原理，也能丰富和提升对军事史的分析方法。“历史事实仍然还是那些，但是它们的选择、顺序和解释变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两位作者对方法论创新路径的阐释与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早已在其经典《战争论》中视战争为激情、机会和理性三位一体而形成的东西。正如伦敦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罗恩·史密斯《军事经济学：力量与金钱的相互作用》中所说：“有一点可能会使经济视角看起来有些怪异——经济学家通常假定人都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假定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常常遭到质疑，因为它明显没有抓住战争导致的浪费、激情和冲动这些客观事实。”

我认为，杜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阿历克斯·罗兰对本书的批评是中肯的——其雄心勃勃的副标题“军事史的经济学解读”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倒是两位作者在全书末尾所提出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呈现宏大的历史理论，而只是想探寻如何把经济学原理注入军事史和从这种新见地中能得到什么”，这种态度更为谦逊而客观。

只有将宏观的国家间博弈、中观的集体行动、微观的个人动机糅合长时段的世界体系衍变、国家形成与社会变迁分析，吸收、借鉴、验证、采纳、驾驭并整合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乃至心理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叙事框架、形式模型、材料梳理、案例研究、数据解释与拟合，才能有助于历史学在研究具体历史对象时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促进历史重构与历史阐释的深入发展。这既是军事史学科发展的应然，也是历史学自身历史结构的必然。

文/庞溟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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