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是反殖民主义——西方列强一战后在中东肆意划界——与反抗“全球资本侵蚀民族国家”的漫长历史中的一页。人们的恐惧与震惊另有原因：“伊斯兰国”公开宣称，国家权力的主要任务不是民众福祉（人口健康、免于饥饿等），而是宗教生活，确保一切公共领域遵守宗教原则。这就是“伊斯兰国”漠视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他们大概以为“搞好宗教，民众福利自然会有”。因此，“伊斯兰国”所谓的“权力”与米歇尔•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管制生命，维持社会的福利水准）之间就出现了一道缝隙，“伊斯兰国”从根本上拒斥“生命权力”的概念。

那么，可以说“伊斯兰国”是“前现代”现象吗？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对现代化进程的极端抵抗，而应当将其视为倒错的现代化现象，延续了自明治维新（以工业现代化实现“复古”）以来的保守型现代化进程。

“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佩戴高级瑞士手表的著名照片颇具象征意义：“伊斯兰国”对于网络宣传战和金融交易颇为娴熟，试图用这些极为现代化的操作手段来巩固其意识形态。该组织的政治理念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在绝望地竖立其等级观念。不过，我们不应该忘了，甚至这种严格规训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也包含着自身的矛盾：“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不就是在强化宗教压迫吗？“伊斯兰国”谴责西方享乐主义，但该组织自身每天却在狂欢作乐：抢劫、强奸、虐待、屠杀叛徒。

仔细端详我们就会发现，“伊斯兰国”表面上甘于奉献一切的英勇姿态有其暧昧性。尼采很久以前就将西方文明的前进方向解读为“末人”——一种没有热情、没有志气的冷漠生物。他形容，这些人没有梦想、厌倦生活、不冒风险、贪图安逸，“偶尔来点毒药，就能舒服地做梦。最后来一大包毒药，就能舒服地死去。他们白天没多少乐趣，晚上也没多少乐趣，但非常看重健康。‘我们已经找到快乐。’末人们眨眨眼。”

表面上看，享乐主义的第一世界及其相对的原教旨主义在走向两个极端，一方是满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毒药，另一方则满足于某种超验理念。这不就是尼采所说的“主动”虚无主义与“被动”虚无主义吗？我们西方人是尼采所谓的末人，沉浸于愚蠢的日常生活乐趣，而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则准备奉献生命，走向自我毁灭。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基督重临》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当代困境：“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优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而“坏蛋们”开始煽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宗教狂热。

但那些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原教指主义者是否货真价实？他们真的怀有信仰吗？他们缺少藏传佛教、美国的阿米什人（拒斥电力、汽车等现代事物的基督教派——观察者网注）等真正的原教旨主义品质——抛弃嫉恨、与世无争。如果今天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真的相信本教教义是真理，那为什么要害怕别人呢？为什么要嫉恨别人？佛教徒遇到西方享乐主义者的时候，几乎不会大声谴责。他仅仅会说，享乐主义者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会有前途。而恐怖组织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大为恼怒，对外人的罪恶生活大动肝火。与其说他们是在与恶人作斗争，不如说是在与自己的欲念作斗争。所以，所谓的“伊斯兰国”原教旨主义者其实是对真正的原教旨主义的耻辱。

叶芝对现代生活的诊断有其不足之处：暴徒的狂热表明他们缺乏真正的信念。恐怖组织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内心深处也缺少真正的信念——他们的暴力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名不见经传的丹麦报纸刊发一幅愚蠢的漫画，然后穆斯林就觉得自己受威胁，那这人的信仰要有多脆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的根基不是他们自身的优越感、不是想要保护宗教免受全球消费主义的侵蚀。

恐怖组织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觉得他们低人一等，而是他们自己暗地里觉得低人一等。所以，我们傲慢地遵守政治正确的原则，表现出与他们的平等姿态，结果只会让他们更加愤怒、更加嫉恨。关键不是文化差异（他们试图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像我们一样，他们已经内化了我们的价值观。“伊斯兰国”原教旨主义之流缺少的恰恰是对自身优越性的真正认同。

“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佩戴高级瑞士手表

（本文2014年9月3日原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作者齐泽克为文化批评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标题ISIS Is a Disgrace to True Fundamentalism；观察者网朱新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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