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抉择与转折
1960年10月,与毛泽东阔别二十四年之久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位最早向全世界报道“长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职业的敏锐,感到中国经济的运转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数次兴致勃勃的长谈,但这位大人物却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担忧。的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农村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严苛的粮食和食用油定量,也常会令普通人感受到饥饿的困扰。于是,斯诺问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不能不说,这个问题提得颇为聪明:既不露声色地透露了自己“已经发现某些实情”,又在试探对方的反应,以便在不让对方过于难堪的情形下,设法获得更多可用于报道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显然是听懂了弦外之音,但以他的个性,自然不会承认“出了问题”,所以,他干脆直接将话锋一转,让对方跟着自己重回长征时代——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尽管毛泽东针对斯诺问题的回答确乎是在掩饰着什么,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说实话。正如在此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所说的:“那时候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或许,对他个人而言,这次与张国焘的斗争,其惊心动魄程度远超其它时刻,毕竟,当年长征路上的这场争论和斗争,是自他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时刻”,而且这还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这样想来,它能令毛泽东如此刻骨铭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例如,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为何在短暂会合后分道扬镳?毛泽东所说的“中央当俘虏”是什么意思?当时,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张国焘,是否曾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与之相关的问题还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主要由红四方面军人员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极其惨烈的牺牲,以几乎全军覆灭的代价结束了失败的西征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一般读者的能力范围,而只能依靠可以接触到原始档案并拥有良好的档案解读能力的学者来作答。刘统教授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既能解决史学专业领域问题,又能让普通读者读来不感枯燥的现代史作品。
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和到分手
事情还得从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各支队伍中,当时驻扎于江西境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方面军,又被称为“中央红军”,因为中央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都是随着这支部队一起行动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这也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一支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出发时人数有十万之多,经过湘江一战,已损失过半,而当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到达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队伍“拖得只剩下了一幅骨头架子”,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苦不堪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这支原先一直转战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尽管从士兵到军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但每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穿着整洁。这种军容和装备上的显著反差,显然会不由自主地投射到这两支红军队伍的领导人毛泽东与张国焘身上。因此,几乎从张国焘出现在第一方面军面前的那一刻开始,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情感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张的面色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对比,让毛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快,当看到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晚上的聚餐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样话不投机。而最关键的是,在会师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的红军应向甘肃南部发展(即“南下”)的设想,就与中央多名领导人一致赞同的“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能相容。不久之后的某天早晨,受中央派遣,将要跟随张国焘一起返回四方面军的刘伯承,亲眼看见张国焘正在同毛泽东大声吵架:“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啊?”
也难怪,张国焘早在北大读预科时,就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直接参与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而相比之下,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却远不如他风光,党内地位也远不及他显赫,他自然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谁知此次重逢,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张国焘心里当然不会很舒服。
不过,考虑到中央红军在前期损失过大,两军会合后,的确非常需要依靠张国焘手下的八万人马来实现中央的战略目标,经过反复磋商,中央军委和红军领导做出决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部下陈昌浩等人也进入了中央军委和红军的决策层。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这已经是对张国焘做出的尺度很大妥协让步,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全力支持中央的战略方针。
可事情似乎并未如中央预想的那样发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按照后来叶剑英的回忆,“当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进,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 突然有一天,形势急转直下。据叶剑英回忆,此事的起因是,张国焘私下给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被他偶然看见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这天夜里,中央机关就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一起开拔,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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