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后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与日本海军的战略选择
——以海南岛作战为中心

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军以在海南岛建立飞行基地，从空中切断河内、缅甸的援蒋物资通道的名义攻占海南岛，其后，控制海南岛6年有余，直至1945年8月15日战败。蒋介石曾痛斥海南岛作战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1]。日占时期，日本海军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将海南岛演化成第二个台湾[2]，其对海南岛的领土野心可谓昭然若揭[3]。有关日本海军的海南岛作战，从研究史上而言，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揭露战前日本侵略野心的视角[4]。第二，从日本海军研究出发进行政治分析的视角[5]。第三，从远东国际国际关系出发的视角[6]。就海南岛问题而言，中国学者强于第一种分析方法，而在第二种及第三种分析方法上略显不足。当然，研究视角以及侧重点的不同，研究结果会有所差异。

事实上，战时日本的内政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是所谓暴走的军部之内也存在想法相异的各种集团。因此，日本国策或是海军战略、政策的演变均是建立在日本诸多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存在与变化的国际政治发生相互作用。本文试图以海南岛问题作为焦点，从日本内政、国际关系演变的角度，对日本海军在1930年后半期的政策以及战略决策进行考察。本文关心的问题在于，海南岛作战为何会在1939年2月此时间段实施？是由何种势力、出于何种战略考量、如何具体推动？海南岛作战与海军的政策以及日本的南进国策是何种关系？海南岛作战具有何种意义和影响？本文试图在批判、慎重地甄别史料的基础上，使用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中心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的第一次史料，并结合运用相关人士的日记以及回忆录，对以上笔者所关心的问题作出解答。

一、日本海军的十字路口

1920年代，受《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10（美）：10（英）：6（日）的军舰比例以及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影响，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对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的声音，但是，当时基本认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日本政府及海军高层控制了这种的反英美风潮 [7]。伴随着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法四国公约》的成立，在近代史上象征着日本联手欧美列强的英日同盟成为了历史。英日同盟的结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长期性的情感冲击，特别是对于一直以来从人才、技术、思想等多方面受惠于英国海军的日本海军而言[8]。当时在会议现场进行采访的日本《时事新报》记者伊藤正德如此描述当天的场景，“实在是寂寞的葬礼。象征着东洋和平的常青树一旦根部腐朽，一阵弱风之下便毫无抵抗地倒下了”[9]。而英国在英日同盟结束的当年，即开始着手强化其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新加坡，这无疑加深了日本海军对英国的不信任感与受害者意识。这种负面的对英认识一直遗留至1930年代，当时日本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英美两国为了颠覆日本在东亚的支配性地位而联手展开的秘密外交[10]。但事实上，英日同盟终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性行为——特别是对华21条的提出，使美英认识到英日同盟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工具[11]。当然，日本并没有如此理解。

1930年4月22日，英美主导的《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再次没有满足日本10（美）：10（英）：7（日）军舰比例的要求，导致日本海军军令部（下文略称军令部）对英美的强硬姿态开始彻底反感[12]。1936年1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军缩会议，加上到1936年12月为止，《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以及第一次《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到期失效[13]，这意味着历来被人们称作“海军假日”（Naval Holiday）的时代就此终结。从1936年末开始，世界各国都将不再受任何海军军缩条约限制，日本也正式进入无限制造舰的海军时代。这一年，日本海军将其定义为“1936年危机” [14]，日本海军也走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面临全新国际形势下的“后海军假日时代”，海军当局认为“面临当下内外紧迫的新事态，特别是考虑到军缩条约失效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帝国维持东亚稳定的重大使命，首先要迅速确立稳固的国策，将国家之全体意志归于其一，并以此为主轴向国家百年大计迈进，此乃帝国当下之急务” [15]。在此种危机感之下，代表海军新战略方向的海军文件《国策要纲》于1936年4月出台。文中强调“北守南进”，并首次将“南进论”定义为国策，提倡“从移殖民、经济等两方面向南洋渐进……（中略）面对必然而至的英、美、荷等国的压迫阻碍，需时常慎重对待，并且完善实力以应对万一”[16]。“北守南进”的提出，不仅存在限制陆军主导的大陆政策的意图[17]，更有将国力的主要投入方向引导至海军建设以面对“后海军假日时代”的含义。另外，文中的对美事项强调“以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作为基调，努力确立亲善关系”，而对英事项则强调“对英慎重警惕的同时，利用欧洲微妙之政局和英殖民地政情，抓住英国在东亚权益中的间隙，极力谋求我势力的进入”[18]。1920年代以来一直将美国作为主要假想敌的日本海军，已经有将假想敌的主次顺序进行调整的意向，而主要矛头直指英国。

然而，陆军与外务省方面对海军提出的《国策要纲》，抱有极大异议[19]。1936年8月7日通过的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部分性地吸收了海军的主张，例如，南进问题。《国策之基准》强调“在东亚大陆确保帝国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我民族之经济，努力避免对他国刺激的同时，采用渐进的和平手段谋求我势力的进入”[20]，形式上确立了一种陆军在东亚大陆维持现状，国家发展开始向南洋拓展的“北守南进”态势。但是，在对英问题上，《国策之基准》并没有接受海军的主张，而是强调“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有足够兵力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权”[21]，而对美备战实际上是日本海军于1920年代以来不变的目标，也就是说政府的认识在此问题上没有质的变化。总体而言，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的通过，意味着历来散落于社会层面的南进思潮正式成为日本的国家政策[22]，日本海军因此而获得扩张军备的合理理由，海军系统在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发言权也将因此增强。并且，《国策之基准》中强调的使用经济手段南进，而不是武力手段，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基本认可欧美主导的远东殖民体系，因此，《国策之基准》中所强调的南进国策并不具有从正面挑战欧美主导的东亚殖民体系的性质。

日本海军的战略认识却没有因为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的出台而有所改变。而是按照海军自身的逻辑——《国策要纲》进行展开。出于经济式南进成为国策的影响，海军从自身的战略判断出发，认为南进必将导致英日冲突，这与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强调对美备战的思考存在很大差异。海军元帅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认为，“随着帝国在南方的发展，和英国的利害冲突将很难避免” [23]。海军中央的中坚层干部也认为，“日本采取南进政策，使用经济手段进入荷兰殖民地时，荷兰必将依靠英国，其对日态度转向强硬在预想之中”，“一直以来的美、苏、中三个假想敌的基础上，必须要开始考虑在东亚有复杂利害关系的英、荷两国的敌对性”[24]。

为了深化日本军队在“后海军假日时代”的战略改革，从1936年1月开始，日本陆海军抛开政府，秘密地开展了全面性调整1923年以来从未变更过的《帝国国防方针》与《帝国军之用兵纲领》两项军队纲领性文件的工作。海军出于自身兵种战略的考虑，强烈建议在日本军队的假想敌名单——苏联、美国、中国的基础上添加英国。1936年2月13日，围绕军队战略改革问题，陆军参谋本部（后称参谋本部）与军令部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会谈中，英国被如此定性——“对于帝国在东亚之经略最为妨碍的即为英国”，“英国必将采取狡猾多变的政策，利用帝国与他国的争端以及日美相争之机，企图以实力的手段，确保、增进其在东亚的现有势力”[25]。1936年5月1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达成内部协定，确定添加英国作为假想敌，但是对英作战要领（作战细节）的讨论被搁置[26]。随后，在海军方面的影响下，海军航空兵部部长山本五十六起草了对英作战方针的补充意见，并被接受 [27]。1936年6月3日，天皇亲自裁可的《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中强调“以国防方针为基准，帝国军队作战由陆海军协同，抢占先制之利，采取攻势，以图速战速决”[28]，并且假想了与英国开战时，“迅速将敌之东洋舰队消灭”，“占领英领马来、英领婆罗洲岛的要地，进攻香港与新加坡的敌之海军基地，捕捉战机消灭敌之前来支援东洋的舰队”。这是日本海军首次正式将英国列为假想敌，英日关系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这种战略变化即是海军出于实施南进国策的需要，也是日本退出海军军缩会议之后强烈的危机感与受害者意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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