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后，季立安向哈佛大学也发出了合作邀请，希望获得后者在人员上的支持，哈佛大学教务长保罗·巴克（Paul H. Buck）很快回信表示，哈佛愿倾尽全力保障人员输送。两人在通信中还讨论了适合参与计划的人员名单，其中哈佛一方包括了物理学家爱德华·珀西尔（Edward M. Purcell）、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 Bruner）和担任刚刚成立不久的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 M. Kluckhohn），麻省理工学院一方则包括了历史学家艾尔丁·莫里森（Elting Morison）、法学家伯恩汉姆·科里（Burnham Kelly）和经济学家麦克斯·米立肯（Max Millikan）。两人后来还邀请了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的人员加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也在受邀名单之内，不过由于事务繁忙均未能参加。

到1950年10月，”特洛伊计划“的人员和资金都已就绪，随即从11月初起开始进行正式的小组讨论会议，地点设在波士顿之外麻省理工学院附属的莱克星顿野外试验站内。整个团队的人员分成了几个跨学科的小组，由每个小组负责数个具体的问题并撰写提纲，之后由整个团队对各组的提纲展开讨论和批评，并由几个主要由问题相关领域专家所组成的工作组再次对讨论成果加以审议，并生成报告初稿，然后由整个团队对报告初稿再展开一轮评议，最后由文字编辑委员会写作定稿。整个工作前后一共进行了三个月之久，最终递交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全文长达81页，密级为最高机密（top secret）。

报告由伯查德执笔前言。在前言中，伯查德写道：“团队成员一致认为，这项计划已经超越了克服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的目标”，而是进一步“探索了能够穿过铁幕的其他方法”。报告第一部分列举并讨论了进行有效心理战的几种方式：首先是无线电广播，对此报告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提升技术能力使得“美国之音”能够避免苏联的干扰，专家们讨论认为，即使苏联还是能够做出应对措施，但美国的回应能够迫使苏联在这方面不断耗费更多的财力和技术资源；二是发展小型、廉价、可持续且可以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区的信号接收器。其次是气球，报告指出“气球是一种廉价、值得耗费资金的设备，它能够将宣传材料运载到难以到达的地区”，“只需花费几百万美元就能够用一个气球把十亿份宣传单投放到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报告还认为，知识分子的海外访问旅行、图书电影和学生交流计划等等也都是有效的渗透手段。报告的第二部分讨论了美国海外心理宣传的几个主要目标区域，包括苏联、欧洲、中国。除了欧洲之外，对于其他几个区域，报告的建议都颇为有趣。对于苏联，报告认为，美国不应该过度抨击苏联的思想根基，而更应该强调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同时美国还应避免直言西方的物质成就，因为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对于中国和东南亚，报告认为由于这些地区过于落后，因此传统的宣传方式难以发挥作用，只剩下了“广泛的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报告建议可以通过招募美国的年轻人，将他们派往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在那里居住两三年时间和当地人进行亲密的私人交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展现西方的公共卫生和农业技术，从而自然而然地将美国人的个人自由、合作等理念带给当地人。报告还认为，整个亚洲地区太过复杂，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呼吁在大学中建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和项目。尽管有一些国务院官员对于报告的苏联部分表示不满，认为针对苏联这些建议太过保守，缺乏进攻性，但包括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在内的多数人还是对特洛伊计划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杜鲁门总统也受报告的建议，最终决定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专门负责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

美国经济学家、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尔特·罗斯托（摄于1968年）

除了撰写报告之外，特洛伊计划还有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后续部分主要牵涉的是四个非技术性的研究项目：第一个是关于“苏联社会动力”的学术研究，这一任务落在了后来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身上，他于1952年8月完成了该研究项目；第二个是针对苏联和东方阵营叛逃者群体的访谈与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获取铁幕另一边的第一手情报，由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克莱德·克拉克洪负责；第三个是有关“过载和延迟”（overload and delay）的研究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阿列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负责；最后一个项目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内设立一个模范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这直接诞生了今天看到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IS），该中心由麦克斯·米立肯担任首任主任，直接接受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与支持，这一机构成为了此后大批同类机构的模板，可以说直接为战后美国地区研究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洛伊计划”代表了冷战初期，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之下，政府、大学、基金会、军方之间结成的复杂的交流沟通和共同利益关系。通过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与学术的广泛动员，美国得以实现其冷战的总体战略目标，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被深刻地塑造。这种政学复合体关系在冷战高潮期社会存在广泛抗击共产主义共识的环境下并没有受到太多质疑，但是从1960年代起，尤其是当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泥潭后，对于这种关系的反思和批判声音越来越多。不少当年亲自参与了“特洛伊计划”的人怀抱着担忧提出质疑：在当下这个控制日益增强的社会，美国还能否延续过去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出的价值理念？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更是形象地提出：“我们能够在一座堡垒中维持民主吗？”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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