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11 事件到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美国社会内部盎格鲁–新教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分裂程度日益加深，“美国化”与“伊斯兰化”的紧张关系不断强化。本文作者基于对美国伊斯兰学校近距离的观察和分析，展示了在上述情势下美国的穆斯林如何选择、调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进而从穆斯林的视角，为我们理解所谓“文明冲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如何同化穆斯林、使之融入美国社会，是当前美国亟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尽管政客、媒体和学者将穆斯林区分为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和温和的穆斯林，但伊斯兰仍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美国奉行的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及其集体主义的观念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
美式生活和伊斯兰式生活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不但是西方世界的共识，也早已为中东的穆斯林领袖所承认。吊诡之处在于，美国的穆斯林能够利用美国旨在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捍卫自己的集体主义观念，甚至会宣布伊斯兰价值观不仅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毫无矛盾之处，而且优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塑造穆斯林裔美国人的认同感。[1]那么，美国的穆斯林如何选择、调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本文试图通过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美国的全日制伊斯兰学校来理解上述问题。
美国穆斯林眼中的美国化和伊斯兰化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都奉行宗教宽容的理念，正是立足于此，美国的穆斯林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政府的同化政策。事实上，盎格鲁–新教文化之所以在驯化穆斯林的过程中遭遇巨大阻力，[2]是因为伊斯兰所奉行的价值和美国价值之间彻底的错位，而非直接的对立：一方面，在宗教观点上，伊斯兰教将自己视为高于基督教的宗教。[3]因此，穆斯林群体很难接受其他宗教和文明的理念和行为方式；第二，尽管伊斯兰教认为个人只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在其历史和神学–法学理论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自然权利”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即便是受到古希腊思想影响的伊斯兰哲学传统，也不例外，其信仰实践的立足点是乌玛这一伊斯兰共同体。
然而，从政治的视角来看，伊斯兰信仰和美国信仰在理论和实践中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盎格鲁–新教的文化共同体会强迫新成员接受美国式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也是如此；第二，美国和伊斯兰都宣扬自身价值的普世性，但又强调自己在文化上独一无二，优于其他文明。正如一位印度哲学家对穆斯林的判断：“伊斯兰教徒很以为他们相信自由，平等与容忍这些大原则的普遍意义而自豪，然而紧接着又说他们是唯一实行这类大原则的人”；[4]第三，美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反对历史相对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试图终结并取代所有其它文明的文明”，伊斯兰则是一种“试图终结和取代其它所有宗教的宗教”。这种相似之处进一步增加了二者融合的难度。
在当代，穆斯林被区分为传统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这在美国则呈现为穆斯林移民代际之间的区别。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主要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在践行伊斯兰教义上较为随意，甚至不会要求自己的子女（第二代移民）严格地履行宗教义务；但与此同时，第一代移民又固守于伊斯兰化的传统生活方式，因为害怕自己的子女失去穆斯林认同感，坚持把他们送去清真寺里接受宗教教育。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将出生于美国的穆斯林推向了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第二代穆斯林移民而言，他们父母所坚持的许多传统，并非真正的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他们诉诸伊斯兰教义，诸如《古兰经》和先知圣训，试图回归到一种超越各种文化的、纯粹的伊斯兰生活。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伊斯兰主义者的主张。在美国的穆斯林社区里，这种代际之间对伊斯兰理解的冲突十分普遍。
传统穆斯林和伊斯兰主义的主张不同。在传统的穆斯林世界，宗教并不是日常生活的首要之务。原因在于，其一，伊斯兰文明在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遇之前，在军事上极少遭遇失败，而军事上的成功减少了国家在政治上对宗教的依赖。尽管在历史上也有伊斯兰哲学家遭到宗教迫害，[5]但国家并不会强迫普通穆斯林严格地履行宗教义务；其二，伊斯兰教义主张个人与安拉直接建立联系，各人为自己的行为向安拉负责，他人不得干涉。[6]因此，尽管伊斯兰教义事无巨细地规定了日常生活中个人大量的行为准则，但并没有一个合法的宗教机构去监督普通人的生活；其三，伊斯兰教义规定：为了保持乌玛的统一和纯洁，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去鼓励他人行善，阻止他人作恶，但具体方式可以自由选择，伊斯兰教义中并无规定。
此外，传统穆斯林对政治的态度相对冷漠，这一现象被描述为“政治静默主义”（political quietism）。而伊斯兰主义者是反对政治静默主义的。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渴望自己与孩子在世俗上的成功，但是他们对政治却敬而远之，因为伊斯兰教义主张等级制的社会，而且主张一种宿命论，也就是一切都是安拉事先安排好的。而伊斯兰主义者则从另一些教义和传统中，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理论支持，即“圣战”这个概念，具体指的是每个穆斯林都有为乌玛而战的义务。[7]
传统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构成伊斯兰教的两个面向。当没有受到外界挑战之时，多数穆斯林会偏向传统主义；当受到外界挑战且处于弱势时，穆斯林便会成为伊斯兰主义者。美国的穆斯林尝试建立自身的认同感便属于后者的主张，这一主张试图克服传统伊斯兰的多样性，从而走向统一。虽然中东在美国对外政治和军事上占据重要位置，但由于穆斯林移民内部的多样性，美国穆斯林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相对薄弱。因此，北美民间主要的穆斯林政治组织，包括穆斯林学生会（Muslim Students’Association）、伊斯兰北美协会（ISNA）、伊斯兰北美圈（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ICNA）、穆斯林美国组织（Muslim America Society），还有被FBI调查的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甚至包括穆斯林在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非政治组织–北美伊斯兰法律委员会（Fiq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FCNA），在最近二十年间都对外宣称，支持建立一个穆斯林裔美国人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目的之一，如ICNA的主席在ISNA三月的教育论坛上所说，是就如何以伊斯兰的方式在西方世界生活，给全世界的穆斯林做出榜样。但是，正因为穆斯林意识到自己需要通过诉诸伊斯兰来团结政治上的力量，其就会更加强调伊斯兰的认同感，也就更难以接受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信仰。
在日常生活中，宣扬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比比皆是。例如，对早期的穆斯林移民而言，美国不仅代表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饮酒，猪肉，舞蹈，流行音乐，成人媒体，约会文化，同性恋，女权运动等也都对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发起挑战。早期的穆斯林移民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后代会失去穆斯林的认同感–不但在生活上美国化，而且失去了伊斯兰的信仰；另一方面也感受到非穆斯林的美国社会对自己的疏远和敌意。例如，在公立学校里穆斯林女生容易受到非穆斯林男生的骚扰，美国教材对伊斯兰的片面描述和歪曲让许多穆斯林家长感到不适。因此，早期的穆斯林领袖就曾提醒穆斯林移民要拒绝美国化。[8]
近年来，穆斯林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悄然改变，其在公共场合已经很少将美国定义为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63%的穆斯林受访者认为伊斯兰生活与当代社会并不矛盾。[9]穆斯林认为自己能够在美国获得政治成功。例如十年前有一些穆斯林的领袖梦想“有一天新月旗能够飘扬在白宫之上”。[10] FCNA更是直接把伊斯兰信仰与美国建国联系在了一起，在其最近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主张：“伊斯兰的思想和资源对极端的启蒙运动和美国革命都有重要作用。”[11]
上述变化的原因可归为三方面：第一，9·11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改变了对伊斯兰的宣传策略。他们将穆斯林区分成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和传统穆斯林，只有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才是美国的敌人。不仅如此，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信仰者，因为伊斯兰代表了和平。最典型的是小布什总统对伊斯兰的评价：“恐怖并不是伊斯兰信仰的真正面貌。恐怖不是伊斯兰。伊斯兰乃是和平。”[12]美国的穆斯林精英和大多数穆斯林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由于伊斯兰文明本来就有反对混乱和弘扬秩序的理念，而《古兰经》也主张伊斯兰代表了和平。此外，大部分移民美国的穆斯林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经济和教育机会，他们对美国的政治争论本来就抱有漠视的态度，更何况这种解读对穆斯林群体是一种政治上的帮助。[13]
其次，穆斯林这种解读方式有助于塑造一个团结的穆斯林裔美国人的共同体和强调伊斯兰文明的合法性：伊斯兰价值和生活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伊斯兰文明高于美国价值，但二者并不冲突，毋宁说伊斯兰价值更为完备。因此，对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化便是更高级别的美国化。通过下文对全日制伊斯兰学校的考察，笔者会进一步展示这种思维模式在实践中的应用。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自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兴起一股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潮流，这推动了穆斯林移民对伊斯兰价值的重新解释和回归。认同政治鼓励个人坚持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主张国家和社会应当尊重不同的个人认同。认同政治的主张立足于启蒙运动所建立的个人主义的观念，其假定文化属于私人生活的范畴，而宗教则被归入文化的范畴之中。民权运动之后，美国各级政府失去了干涉私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能力，伊斯兰主义者藉此机会，宣扬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主张回归伊斯兰主义。下文将要证明，美国的全日制伊斯兰学校所奉行的理念，正代表着伊斯兰主义的美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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