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回顾朝鲜半岛停战体制建立过程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停战体制是冷战的直接产物，它对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得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国家不能摆脱相互对立与战争的威胁，影响地区和平；另一方面，使得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继续将对方看成是敌对势力，时不时地造成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大大阻碍了双方的健康发展。当前无论从朝鲜半岛的外部形势还是内部形势的变化来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都不能再依靠停战体制了。因此，在朝鲜半岛建立代替停战协定的“恒久和平机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根据韩国的习惯，将朝鲜战争称作韩战、将分裂体制称作分断体制，我们已统一根据中国的惯例做了修改；作者还将朝鲜半岛称作韩半岛，为了尊重原作者我们没有修改。
朝鲜战争与停战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版图中出现了几个分裂国家，如德国、中国、越南等等，造成这些国家分裂状况的原因却都各不相同。和别的分裂国家相比，韩半岛分裂情况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韩半岛分裂情况是经过了三年朝鲜战争而形成的。当然，韩半岛的分裂状况源于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将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在韩半岛接受日军投降的范围界线的协定。这与德国的情况类似，但对韩民族来说则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不同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美苏接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西德和东德都接受这种分裂情况，但韩半岛民众对分裂的现实怀有极大的不满。因此，他们为了反抗分裂状况进行了艰苦的奋斗。这是引起朝鲜战争的根源。通过三年的激烈战争，不稳定的分裂情况逐渐固定下来，而且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分裂体制。
其次，在韩半岛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以缔结停战协定的方式被中断的，直到现在朝鲜战争在法律上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停战协定第四条中明确规定,“为保证韩国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韩国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韩国问题等问题”。根据这个规定，从1954年4月到7月间有关国家在日内瓦进行了会谈。但那次会谈并没有获得任何成果，而以后也没有再召开解决这些问题的会谈。这个结果对朝鲜与韩国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对韩半岛和东北亚冷战的影响离开了停战体制的作用是很难被理解的。
通过协商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受到挫折以后，韩半岛的南北部在1948年分别宣布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三八线也就成为朝鲜和韩国实际统治区的界限。因此，有人把韩半岛分裂体制称为“1948年体制”。但是，若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韩半岛的分裂体制应该被称为“1953年体制”,这样才能明确体现出韩半岛分裂体制的特点。
朝鲜战争的进展与停战体制的建立
过去，西方国家和韩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主要以分析战争爆发的背景与过程为主旋律。这些研究大部分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苏联或朝鲜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Bruce Cummings在其一部著作The Origins of Korean War中对这种冷战思维提出了异议, 他把朝鲜战争看作是在南韩内部进行的南韩人民与美国对韩政策之间冲突的产物。他特别强调在韩半岛南部美国压制人民要求（如肃清亲日派、土地改革等等）的政策所引起的激烈斗争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按照他的研究，从1945年到1950年中由于激烈的社会冲突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虽然这部著作引起了很大争论和质疑（参考[韩]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NANAM出版社 1996年版。），但谁都不能否认它开拓了朝鲜战争研究的新局面。尽管如此，它仍是以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情况为主要分析对象，并不能探讨朝鲜战争的进展及其给韩国和朝鲜社会带来的影响。
若考虑到朝鲜战争的激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惨重损失，这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当然，这样的研究现状也有它的原因。对韩国来说，在反共和反北（朝鲜）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很难对朝鲜战争的进展进行客观性分析。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朝鲜战争中南韩内部发生的冲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比如[韩]金东春：《战争与社会》，DOLBEGAE出版社 2000年版。）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比较重视战争中国家与市民的关系，强调人权、和平等等的价值。引起他们瞩目的最典型的案例是像“保导联盟事件”那样的在战争期间国家对平民的虐杀事件。这种事件展示了战争时期韩国和朝鲜社会内部的复杂情况以及战争留下的不可痊愈的创伤。
国民保导联盟是在韩国政府的操纵之下由左翼转变为反共立场人士组织的反共团体。1949年6月5日成立的国民保导联盟不到六个月就使其会员扩大到约30万人。其实，会员中很多人并不是真正有左翼活动经验的人，他们属于中间派，甚至包括不少被公务员诱导而参加的无辜百姓。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李承晚政府怀疑这些人可能帮助朝鲜人民军，因此，开始逮捕和杀害保导联盟的会员。在朝鲜战争中被杀害的人远远超过20万。统治集团利用战争肃清反对势力的情况不论在北部或者南部都曾发生过。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受害者的遗属也长期被看成是左翼嫌疑犯，即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因此，他们不仅无法使家人得到平反，反而成为政府继续监视的对象。直到2009年，韩国政府才正式承认他们是无辜受到国家权力迫害的牺牲者。这样随着民主化，一些被压抑的或者被遗忘的声音才得以表达出来。但是，以朝鲜的威胁为借口压制国民权利或者压制反对势力声音的做法还没有完全消失，韩国的保守政治势力遇到重大选举时仍然利用这种老套的手段来攻击对方。
若要更好地理解朝鲜战争对以后韩国和朝鲜社会变化的影响，还应注意三年战争中战局的变化。朝鲜人民军于6月28日占领首尔之后，7月20日，占领位于韩国中部地区的大田；7月24日，占领韩国西南角的港口城市木浦；7月31日，则占领了东南部的重要城市晋州，结果韩国军队则一路溃退到釜山附近的洛东江一带。在占领区，朝鲜人民军也逮捕和杀害反共人士，并强迫进行土地改革、新政权机构的建立等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出现过激烈的阶级冲突，主要是南韩的左翼势力和一些农民在朝鲜人民军的庇护下处决地主和警察亲属。
而后在9月以后则出现了相反的现象。9月15日，麦克阿瑟带领美军第十军团登陆仁川，美军和韩军进行了反击。10月1日，韩军一批部队突破三八线，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攻击。10月11日，韩国军队占领元山；10月19日，美军进占平壤；10月24日，韩国陆军进抵鸭绿江畔楚山郡。其间，在美军和韩军占领的地区，右派势力对过去三四个月中服役于朝鲜军队和在推动土地改革时积极参加的人士进行了报复。在这样一进一退的战局中，老百姓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成为被肃清的对象，这使战争的悲剧愈演愈烈。据一些不完全统计，朝鲜占领期间，三八线以南地区被杀的平民达到12万9千余人。韩军和美军反击后，韩国政府以帮助敌人的罪名逮捕了5万5千余人。这种特殊情况造成在战争结束后右派和左派各自在韩国和朝鲜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局面。这也是使韩半岛分裂体制具有与其它分裂国家不同的独特特点的主要因素。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韩军和美军撤退到首尔以南地区。但是，从1951年春季开始，任何一方都不能压倒另一方，两种敌对武装力量在三八线一带展开了拉锯战。1951年7月双方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经过两年的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朝鲜和中国为一方，美国为另外一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 》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然而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双方没能缔结完全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因此，直到现在朝鲜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韩半岛的停战体制对东北亚和韩半岛的局势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这是后冷战时期东北亚不能摆脱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与战争威胁的主要原因。其次，在停战体制下，韩半岛南北双方继续将另外一方看成敌对势力。这不仅会时不时地加剧韩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并且大大阻碍了双方的健康发展。
停战体制对韩半岛安全环境的影响
停战体制一直是在韩半岛和东北亚支撑冷战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停战体制下，美国根据其与韩国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1日 ）继续在韩国驻军，其主要依据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但美军的存在和美国的敌对政策对朝鲜也是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出现危机时才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但是，缺乏相互信任的双方之间进行的对话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朝美博弈中出现的一个怪圈，直到现在还未能解决好。（[韩]洪锡律：《分裂的歇斯底里》，创批 2012版，第78-79页。）同时，东北亚国家也不得不陷入朝美之间的博弈中。这些都影响到韩中、中美等双边关系，使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复杂化。
其次，朝鲜战争以来，韩半岛直到现在仍未摆脱军备竞赛，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1957年，美国单方面宣布不再受停战协定第13条的约束，开始引进包括可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内的新式武器。这是当时美国为维持南北之间军力均衡而采取的措施。从1990年代以后，朝鲜研制和开发核武器的原因也是冷战解体以后在韩半岛出现的军力失衡。朝鲜想用核武器来弥补在传统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之后，韩国的一些政治家提出引进美国核武器的必要性。如果这种局面控制不好的话，在韩半岛有可能会出现核竞争。
最后，停战协定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现在则成为南北之间军事冲突的原因。北方分界线（NLL）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讨论停战协定的时候，朝鲜方面的代表认为，海上非军事区应该保证从南至北12海里的宽度；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則认为3海里应当为最佳距离。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多次谈判未果。因此，停战协定最后只规定了当时联合国军占据的“西海五岛”由联合国军托管。当时在海上美军和韩军占据压倒性优势。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于1953年8月向美军和韩军通告了“北方分界线”，并限制了韩国海军的北上。1973年12月1日，朝鲜第一次对NLL提出正式抗议，再次主张12海里宽度的西海海域的领海管辖权。1991年的 “南北基本合议书”规定了“南北的海上不可侵犯分界线将在今后继续磋商”，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未能解决。而后的1999年6月15日南北首次在海上重叠区发生了流血沖突，之后又发生过三次军事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2010年11月发生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延坪岛事件发生以后，美国航母进入黄海。而这又引起中国的不满，并加剧了东北亚的军事紧张。
冷战时期国家之间的实力均衡被维持的时候，停战协定会起到防止在韩半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作用。但是，现在停战协定愈来愈难以发挥这种作用。特别是，对自己的体制安全具有很大顾虑的朝鲜更希望有一个能代替停战体制的新的安全环境，比如朝美关系的正常化等等。朝鲜为此试图使停战协定无效化，从1994年开始已经六次提出“不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
其实，以前有过几次能够解决韩半岛问题的机会。笔者认为，其中两次应该值得注意。首先，19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出现过第一次机会。当时韩国和朝鲜为了跟上周边形势的变化进行了秘密协商，并在1972年7月4日发表了“七四共同声明”。不仅如此， 在尼克松上台以后因越南战争而陷入困境的美国计划逐渐从韩国撤军，并研究调整韩半岛政策的方案。当时,美国的智囊集团所草拟的方案中有美朝建交（NSSM 154, 1973.4.3）、缔结代替停战协定的和平协定（Kenneth Rush to Kissinger, 1973.5.29）等方案。但总的来说，美国还是只愿意维持韩半岛的稳定，对和平协定的谈判态度不够积极。朝鲜和韩国也对协商缺乏诚意。从结果来看，它们都是为了加强统治权力而利用了南北对话。这表明在冷战格局没有变化的条件下难以实现从停战体制到和平体制的转变。
其次，1990年代初期出现过第二次机会。东西冷战的结束曾给韩半岛带来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敌对关系的机会。1991年苏联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1992年8月中韩建交，完全结束了中韩之间的敌对关系。按理说，苏韩建交和中韩建交应促进朝美和朝日的关系正常化，并以交叉承认的方式清理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敌对关系。若能出现这些变化，则从停战体制到和平体制的转变也就会随之进行。但是，这种意愿没能实现。当时美国和韩国在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继续瓦解的情况下，对朝鲜的崩溃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不太愿意以与北朝鲜和解的方式解决韩半岛问题。于是，在朝鲜不能相应进行与美国或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之时，单方面进行的中韩建交反而增加了朝鲜的外交孤立感。（韩中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阶段，金日成并不反对韩中建交本身，而是要求中国帮助朝美关系的正常化。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为通报中国政府的立场而访问平壤的时候，对金日成的要求回答说，中国会继续推动改善朝鲜和美国、日本的关系。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版，第157-160页。）从此，为了能够把美国拉到谈判桌前，朝鲜开始采取如开发核武器等强硬措施。其间，朝美关系有时获得过一些进展，但始终没有摆脱朝美博弈的怪圈。如此，冷战的解体没有如愿地给韩半岛带来和平，反而动摇了朝鲜战争以后勉强维持下来的停战体制。这意味着如果不建立能代替停战体制的新安全环境，那么韩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仍将继续受到威胁。
作为“例外状态”的分裂体制
—— 冷战的社会基础
在这里，我要简略地说明一下停战体制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停战体制在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大大阻碍了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南部和北部之间形成了恶性互动关系。虽然韩半岛的分裂在地缘学、意识形态、军事等所有层面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隔阂，但这不仅意味着南北（韩国和朝鲜）的分裂，同时还意味着在两者之间以一个紧密相关的独特体系而发展。我们用分裂体制的概念来分析这些互动关系。即韩半岛分裂体制并不只具有一方分裂成两个不同体系的表面特征，而是一个表现为分裂的南和北之间通过独特的相互作用，再生产出自身体系的机制。在分裂体制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下，各体系内的问题仅通过南和北各自的努力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在韩半岛，真正的社会进步是在克服分裂体制中才有可能实现的。（关于分裂体制论，参看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联经 2010年版和Paik Nak-Chung, The Division System in Crisis: Essays on Contemporary Kor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提出的“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一词对解释这种分裂体制的特征提供了很大帮助。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说明政治主权的时候，主张主权者是“能够宣告紧急状态者”。阿纳本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现代民主政治，并把“例外状态的常规化”看成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暂时和例外的措施转变为统治技术。（Giorgio Agamben,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 The State of Excep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6-7. ）我认为这种描述最符合于分裂体制的情况。在过去的大约60年中，韩国政府一直以紧急状态为借口剥夺着民众的民主权利。以停战体制为背景的分裂体制一直为这种行为的合理化提供着有利环境。
这使得权威主义时期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化。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在1987年6月民主抗争中达到了高潮。经过这次抗争以后，主要政治势力开始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进行包括总统直选在内的政治民主化。但是，作为例外状态的分裂体制的性质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共反北（朝鲜）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反共反北所指的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以敌视的态度对付不同意见者的做法。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应由自己负责的错误都统统归咎于北朝鲜，以此方式来回避责任。其二，虽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民主化，但在精英阶层里，如新闻媒体、商业界和官僚阶层，这种倾向仍然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她/他们靠分裂体制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仍阻止引导分裂体制瓦解的各种变化。最近韩半岛的紧张局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受到这些势力的干扰而出现的。其三，在外交关系方面，还没有摆脱以韩美军事同盟为主的格局。韩美军事同盟所依据的仍然来自北朝鲜的威胁。若没有分裂体制的作用，这种同盟关系的削弱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1987年以后，分裂体制的稳定性逐渐受到挑战。首先，在韩半岛内部，1987年以后的民主化改变了由分裂势力垄断的政治结构，并动摇了分裂体制的稳定性。随后，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分裂体制的外部条件也突然消失了。比如，南韩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因而，用分裂体制的逻辑来加强自己统治基础的做法最近常常受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0年6月进行的地方选举。当时，执政党利用2010年3月发生的天安号沉没事件掀起反北情绪，并期待这种做法使执政党能从中获益。事件发生之后，李明博政府在缺乏确证的情况下把导致沉没天安号的责任归咎于朝鲜的鱼雷攻击。5月24日，李明博总统在战争纪念馆门前宣布中断与北朝鲜的贸易和交流。同时，他强调对任何侵犯领海、领空、领土的行为将立即发起自卫行动。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也就是说等于宣布了例外状态。然而，出乎他们的预料，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遭到惨败。这是十多年前很难想象的。但是，这种情况再次明显说明，分裂体制的动摇并不意味着在韩半岛将出现代替分裂体制的和平秩序，反而有时在韩半岛会出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情况。这主要源于分裂体制下享有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在继续阻碍韩半岛走向和解与和平的进程。
克服停战体制与去冷战化
无论从在韩半岛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还是从韩半岛内部形势的变化来看，韩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都不能再依靠停战体制了。因此，在韩半岛建立代替停战协定的恒久和平机制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不仅是韩半岛而且是东北亚摆脱冷战最重要的环节。明年正值签署停战协定六十周年，这对韩半岛的和平问题将有何影响正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但要实现从停战体制到和平体制的转变，应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有关方面需要就采取能够完全结束朝鲜战争的措施的必要性及其具体途径达成共识。六方会谈的9.19共同声明(2005年9月19日)第四条指出了“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韩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必要性。韩朝首脑第二次会议所发表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2007年10月4日)”也明确了“双方一致认为应结束目前的停战机制，构筑恒久的和平机制”。但是，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结束朝鲜战争问题还未形成共识。虽然最近有关国家提出过终战宣言、和平协定等方案，但没有得到所有关联国的同意。我认为以缔结和平协定结束朝鲜战争是比较恰当的方式。
其次，需要解决朝核问题并实现朝美关系的正常化。这些目标的实现很可能会为韩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铺平道路。但是，这些问题困扰东北亚已经二十年了，而且看上去前途并不乐观。其间，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并将朝鲜成为核保有国载入宪法。反过来美国对朝鲜的不信任也越来越深。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朝鲜和美国的积极性，并且需要其他有关国家发挥他们的斡旋作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即南北合作。李明博总统上台以后，南北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低谷，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军事冲突。围绕韩半岛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难以为实现韩半岛和平发挥主导作用。因此，韩国和朝鲜应在这一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几年韩国和朝鲜的作法都不太理想。特别是，李明博政府对朝鲜采取的强硬政策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即将在今年十二月进行的韩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韩半岛和东北亚的走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令人庆幸的是，主要候选人都承认有必要将南北韩关系引入对话和合作的道路。巧合的是最近中国国家领导层的换届与美国总统选举也陆续进行。希望这些政治变化能够积极推动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并朝着东北亚的和平而发展下去。
文/李南周 韩国圣公会大学社会学院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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