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讲席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受聘清华大学，成为苏世民学者项目杰出访问教授。近期，弗格森正在北京讲学。特刊登弗格森著作《文明》序言，以飨读者。
他不会将civilization （文明），而只会将civility （礼仪）这个词收入他编写的第四版词典。我对他充满敬意，但我认为，civilization 是由civilize 派生而来的，从与野蛮这个词的相对意义上说，它比civility 更好。
詹姆士·博斯韦尔
文明的所有定义……结合了多种意义：“我是文明人，你属于某种文化，他是野蛮人。”
菲利普·费尔南德斯– 阿莫斯图
拉塞勒斯的疑问
当肯尼斯•克拉克在他以“文明”命名的电视系列片中定义文明时，他向观众确实地表明了：他所说的文明指西方文明，其中又以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西欧艺术和建筑为主。在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 ）拍摄的13部影片中，第一部以礼貌但又毫不含糊的姿态藐视拜占庭帝国的拉文纳、凯尔特人生活的赫布里底群岛、海盗挪威，甚至查理曼大帝出生的亚琛。以克拉克对文明这个词的定义看，从罗马帝国崩溃到12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的黑暗时代，根本就不符合文明时代的标准。文明从沙特尔大教堂的兴建（未完全竣工便于1260 年举行了落成典礼）而重焕生机，到他自己生活的曼哈顿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的时代，又渐渐有了衰退的迹象。
克拉克这部极为成功的电视系列片首次在英国播放时，我才5岁，这个节目为英语世界的一代人定义了何为文明。那是卢瓦尔河城堡，是佛罗伦萨的宫殿，是西斯廷教堂，也是凡尔赛。从荷兰共和国崇尚的庄严肃穆的建筑内部，到巴洛克热情洋溢的建筑外观，克拉克以一名艺术史学家的身份娓娓道来，将其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音乐和文学不时穿插进来，政治甚至经济素材也偶尔被援引。但很明显，克拉克所言的文明本质是高度的视觉文化。他的主人翁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杜勒、特纳和德拉克洛瓦。
基于均衡的原则，电视台在该系列片的名称中添加了“个人观点”这样的子标题。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的言外之意——在某种程度上说，基督教以前的时代和东方是不开化的——即便从1969年看，这样的看法也值得怀疑。然而，此后40年又过去了，社会越发难以认同克拉克的观点，无论那是否为个人观点（而他略带优越感的令人讨厌的态度，就更没人接受了）。在本书中，我将提出更有相对性的、更宽泛的看法，我的目标是抛开那趾高气扬的架势，以务实的态度展开探索。我所谓的文明不仅涉及建筑飞拱，还体现在排水管道上（不要认为后者没有前者重要），因为没有高效的公共排水管道，河流和水井就会成为霍乱弧菌的温床，城市也会因之变成死亡陷阱。无须辩护的是，我对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对艺术作品的价格一样感兴趣。在我看来，文明不仅涵盖少数一流艺廊中的作品，还包括比这多得多的内容。文明是高度成熟的人类组织。文明所涵盖的绘画、雕塑、建筑领域的成就，固然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们对创造文明、发展发明、资助推动文明——及保留文明供我们顶礼膜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也难以理解文明的含义。
“civilization”（文明）是个法语词，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首次使用，4年后，法国大革命之父维克多•里凯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该词。正如本节前面所述，塞缪尔•约翰逊倾向于“civility”，而不会接受“civilization ”这个派生新词。对约翰逊而言，如果“野蛮”有反义词，那么他在伦敦如此惬意地享受的城市生活（虽然有时也缺乏教养）便是了。一种文明，正如该词词源所表明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所以从很多方面看，城市正是本书的主人翁。但是城市的法律（民事或其他）与其城墙一样重要，城市的体系和惯例——其居民的生活方式（民间或其他）——与其宫殿一样重要。文明涉及艺术家的顶楼，更关乎科学家的实验室。文明涉及风景画，更离不开土地所有制形式。文明的高低不仅仅是以美学成就来衡量的，而且，毫无疑问更为重要的是，还以其居民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来判断。生活质量问题涉及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都可以容易地加以量化。我们或许可以推测15世纪时全球各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或推测出他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但他们的舒适度又如何呢？清洁度、幸福度呢？他们拥有多少衣服？他们每天得工作多少小时？他们用工资能买回什么样的食物？艺术品本身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线索，但无法就此类问题给出答案。
然而，很明显，一个城市不足以成就人类文明。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虽然没有帝国的组织程度高，但比一个帝国版图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应对获取食宿、抵御外敌时所作出的行为反应，但它也包含了文化习俗的特征，该文化特征常常但不一定表现为宗教形式，常常但又并不一定为共同语言。文明为数不多，但并非相隔千山万水。卡罗尔•奎格利列举过10 000 年来的几十种文明。在现代世界之前，阿达•博兹曼只发现了5种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总共列举了12 种文明，其中有7 种已消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 种延续至今（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尔•埃森施塔特列举了6种文明，包括犹太文明。这几种文明像它们各自与其周边环境相互影响一样互动演进，构成了推动历史变革的最重要原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时最引人关注的是，尽管外部因素繁多，但真正的文明似乎可以长时期保持自我的本色。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历史中最为悠久的……一种文明……可以历经经济或社会的频繁变化而持久不衰。”
如果身处1411年，你可以环游全球，那么你极有可能为东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感叹。当时，明朝的紫禁城正在施工建设，同时，重新开启和改善大运河的项目已经启动；在近东地区，奥斯曼正在对康斯坦丁堡实施合围，并最终于1453年攻克了这个城市。拜占庭帝国正在苟延残喘。1405 年，枭雄帖木儿（跛子帖木儿）已清除了来自中亚的嗜杀游牧民族经常性的威胁——这是文明的对立面。对于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而言，未来是光明的。
相比较而言，1411 年的西欧可能会让你惊讶：难以忍受的落后状态，正从猖獗的黑死病瘟疫中逐渐恢复。1347~1351 年，黑死病一路向东泛滥，导致了人口规模的减半。而且，西欧仍然饱受恶劣的卫生条件之害，战争似乎永无停息之日。在英国，麻风病国王亨利四世谋杀时运不佳的理查二世得手，推翻了他的统治，成功地坐上了国王宝座。法国陷于内战，勃艮第公爵的追随者和被谋杀的奥尔良公爵的追随者相互大开杀戒。英法百年大战正要重启战火。西欧其他不得消停的王国，如阿拉贡、卡斯提尔、纳瓦拉、葡萄牙、苏格兰，情形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穆斯林仍然统治着格拉纳达。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在被英国海盗劫持后，还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监狱里。事实上，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锡耶纳和威尼斯。至于15 世纪的北美洲，倘若与中美和南美的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神殿高耸，道路向天际延伸——相比，那完全是混乱无序的蛮荒时代。在结束你的环球之旅后，如果此前你还认为西方可能会在接下来长达500 年中主导世界，那么在此刻，这种观念会被逐渐抛弃——那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罢了。
然而，幻想成了现实。
基于某种原因，从15 世纪末期开始，西欧的那些小城市在从拉丁语（还有一点希腊语）借来那些不纯的语言，以拿撒勒居住的犹太人的教义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并从东方数学、天文学和科技中汲取知识后，催生了一种文明，而这种文明不仅能征服伟大的东方帝国，使非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 屈服，而且能使遍及全球的民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的成功，与其说是通过血与剑，不如说是语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也有人对上述观点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平等的，西方不能自认为自己占支配地位，比如具有欧亚大陆东部所没有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论证，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此前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1500 年，欧洲未来的帝国列强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不足5% ，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规模的16% 。到1913 年时，11 个欧洲帝国 控制的版图及其人口规模接近所有陆地面积及总人口的3/5 ，而且其经济总产值在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占比接近3/4 （达到令人惊叹的74%）。英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接近印度人的两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准即体现在更好的食物上，农业劳动者的情形也一样；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看到，文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这个标准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1500 年，就我们能得出的最佳结论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规模达60 万~70 万。当时全球最大的10 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巴黎）是欧洲城市，其人口规模少于20 万。然而，到1990年，情形发生了惊人的大逆转。那时全球最大的10 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城市在亚洲，那就是东京。伦敦当时的人口规模为650 万，是全球超级大城市。西方主导世界的情形也没有以逐渐衰落及欧洲帝国的崩溃而收场。美国的崛起见证了东西方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到1990 年时，普通美国人比普通中国人富裕73 倍。
此外，日益明显的事实是，在20 世纪下半叶，东方社会要想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采用（虽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体制和运作模式。结果，西方文明便逐渐成为一种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实施组织管理。可以肯定，在1945 年前，全球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如果利用计算机知识打个比方，即操作系统——可供非西方社会采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紧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也探讨过以亚洲经济模式应对危机的办法。但是，就连最热心的文化相对论者也未建议，我们该回到中国明朝时代的体制。当前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可识别的西方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信徒，还有少数仍然坚持追随卡尔•马克思的忠诚死硬派之间的争论。这3 个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尔，不言自明地说明了问题。在实践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场确定大多数的价格，决定货物的流动和劳动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种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角色：出手干预市场，试图平缓商业周期、减少收入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