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库尔德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反映出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其实质是民族不平等而引发的库族反抗及争取独立建国的斗争。库族独立建国努力与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四国维护国家统一形成尖锐矛盾。库族独立运动历程充斥曲折与苦难。1991年海湾战争使库族独立运动焕发生机。2011年爆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及叙利亚、伊拉克乱局使库族独立运动呈现崛起势头，直接关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统一与分裂，对土耳其徐图坐大中东构成掣肘。美俄及各自地区伙伴竞相利用库尔德问题，以维护自身利益或增扩博弈筹码。展望未来，“库尔德斯坦”独立建国虽受到内外因素制约，然而伊北、叙北库族仍执意推进，恐将对地区格局形成强力冲击。

库尔德问题是中东研究领域的一个老话题。以往国内外学界对其进行过不同角度的研究，主要探究其历史学、民族学以及国际关系史价值。近年来，“库尔德斯坦”独立建国的思潮与运动迅猛发展，已经成为牵动地区格局演变的重大因素。针对这一动向进行梳理研究，对于认识当前中东地区大国博弈、地区强国争雄、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相关热点问题走向等，皆具现实意义。

一、库尔德独立运动的基本脉络

库尔德人[1]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自古至今，库族主要聚居于库尔德斯坦地区（简称“库区”），总面积为39.2万平方公里。该地区横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四国。汇总四国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四国境内库族人数合计约2800万。其中，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被称作“北库尔德斯坦”，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1500万；伊拉克北部地区被称作“南库尔德斯坦”，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700万；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被称作“库尔德斯坦罗加瓦地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200万；伊朗西北部地区称作“东库尔德斯坦”，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400万。此外，约有200万库尔德人定居或流落于欧洲、外高、北美等地区18个国家。

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是库族的历史性追求，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便已发轫，其思潮与运动由小到大，从意识形态运作发展为武装斗争。1880年，库尔德民族英雄乌贝杜拉（Sheikh Ubeydullah）领导库族部落武装同时在土耳其东部、东南部和伊朗西北部发动大规模起义，宣誓为建立独立库国而“战斗到底”。[2]该起义遭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恺加王朝的联合镇压，但在库尔德斯坦广大民众中播下世代争独立的火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被迫于1919年与协约国订立《色佛尔条约》。该约规定，库尔德人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和亚美尼亚以南、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北库族占多数的地区建立自治区或独立国家。这是国际上唯一涉及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的文件，至今被四国库尔德政治势力所借用，成为其谋求建立库族独立国家的主要法理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库尔德斯坦独立运动便成为美苏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的抓手之一。1945年12月，在苏联支持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简称“库民党”）[3]在伊朗马哈巴德成立，分为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委员会，伊朗委员会负责人为卡奇·穆哈马德（Qazi Muhammad），伊拉克委员会负责人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库民党宣布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选举穆哈马德为党主席和“总统”，巴尔扎尼为库族武装司令，奋斗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拉克封建王朝，最终建立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库民党党纲确定“马哈巴德共和国”为“库尔德斯坦共和国”的初级阶段。1946年8月，库民党伊拉克委员会缺席选举巴尔扎尼为党主席，从此“老巴尔扎尼”便牢控库民党。1946年12月，巴列维王朝调集重兵剿灭“马哈巴德共和国”，伊朗库民党大批骨干战死或被俘，从此进入蛰伏期。穆哈马德被俘并被处以绞刑，老巴尔扎尼流亡苏联。

1958年7月，以卡塞姆准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卡塞姆在内政和外交领域推行一系列进步政策，包括缓和阿拉伯人与库族的关系，邀老巴尔扎尼回国帮助政府治理库尔德地区。老巴尔扎尼帮助政府平息了摩苏尔复兴党叛乱，但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推行土改引发党内纷争，遂提拔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等一批少壮派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助其控局。塔拉巴尼借机拉帮结派，培植嫡系势力，迅速在党内坐大。库民党内部形成两派，即传统派和左派，老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分别成为两派领袖。传统派在老巴尔扎尼的领导下，奉行库尔德民族主义、部落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左派在塔拉巴尼率领下，主张对库民党进行世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改造，引发老巴尔扎尼的警觉。此外，两派在如何与历届伊拉克中央政府周旋的问题上也存有严重分歧。在1964年7月库民党六大期间，老巴尔扎尼设计抓捕了塔拉巴尼及其追随者4000余人，将他们驱逐到伊朗。塔拉巴尼后来利用伊拉克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之间的矛盾，率追随者进入叙利亚。这次“清党”确立了老巴尔扎尼在库民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1975年，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对库民党武装发动全面清剿，老巴尔扎尼率残部败走伊朗，从此再未返回伊拉克库区，直至1979年客死美国，库民党领导权由其次子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执掌。1975年6月，塔拉巴尼在大马士革组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简称“库爱盟”）[4]。以库爱盟成立为标志，伊拉克库族独立运动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库民党和库爱盟分别从境外不断向伊拉克库区派遣干部，恢复基层组织和武装力量。

1991年初，伊拉克北部两大库族势力借海湾战争发动起义，遭萨达姆镇压。4月7日，美英法在伊北划设“禁飞区”，库族被保护起来，两派开始在各自所控区域建立“国中之国”。1994—1997年，库民党和库爱盟在伊北打了三年内战，经美国调停实现“和解”。1998年9月，两派签订《华盛顿协议》，“共建自治区”，延续至今。

受伊拉克北部库族独立运动的感召和影响，土耳其库族于1978年11月成立库尔德工人党（PKK，简称“库工党”）[5]，推举阿卜杜拉·厄贾兰（Abdullah Öcalan）为党首，指导思想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目标是建立独立和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家，但可分为“高度自治”和邦联等阶段。在厄贾兰领导下，库工党建立起“人民自卫军”（HPG）和“妇女解放军”（YJA），并从1984年起开展争取独立建国的武装斗争。为有效对付土耳其政府军的扫荡和围剿，库工党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均建立了分支或根据地，并将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区作为战略后方。为防领导集体在土军或伊军清剿中悉数遭遇不测，厄贾兰本人于1979年7月率精干参谋和通信班子潜入叙利亚，遥控指挥库工党在各国的活动，直至1998年10月被老阿萨德“规劝离境”并于翌年2月在肯尼亚被土耳其特工组捕获。厄贾兰被捕后，库工党组建了巴伊克（Cemil Bayik）、卡拉耶兰（Murat Karayılan）、侯赛因（Fehman Hüseyin）三人领导小组，又称“三人团”，拥戴巴伊克为领袖，直至今日。

为策动库工党内讧，土耳其政府不断传播厄贾兰“叛变”、“忏悔”、“向政府提供大量绝密信息”等消息，曾一度奏效。部分库工党高层领导人对斗争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一批基层干部甚至脱党。出于恢复全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考虑，库工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了解厄贾兰在狱中的表现。2007年5月，巴伊克代表库工党中央宣布，厄贾兰在囹圄之中“坚贞不屈”，库工党已经识破土耳其政府的离间计，厄贾兰作为党的缔造者将继续受到全党拥戴，其思想将继续指引该党未来斗争。巴伊克还提出，库工党将同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的库族政治势力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逐步实现建国梦想。从那时起至今，库工党在四国库区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已恢复至3万人左右。其最大成就是，推动叙北库族建立“北叙联邦”，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定都卡米什利（Qamishli），并于2014年举行选举，建立了立法、司法等机构，颁布了《宪法》及其他法律，扩编了“人民保护军”（YPG）和“妇女保护军”（YPJ），这两支武装力量构成现今“叙利亚民主军”的主干，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北叙联邦”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由库工党派出，政党形态是“民主联盟党”（PYD）,[6]以掩人耳目，旨在淡化库工党实控色彩。“北叙联邦”社区建设和民众管理遵循厄贾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厄贾兰一些重要著作，如《21世纪库工党和库尔德问题》、《文明之根》、《民主邦联主义》、《妇女革命》、《民主文明宣言》、《谈判路线图》等成为“北叙联邦”党政军干部的必读书，这些著作的一系列重要立场和观点在叙北库族民众中亦产生广泛影响。如今，以巴伊克为首的库工党首脑机关已扎根“北叙联邦”，并与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区根据地保持密切联系与协调，同时指挥土耳其东南部库工党的斗争。

二、库尔德问题成为牵动叙利亚局势走向关键因素

自2011年初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叙利亚并引发战乱以来，叙利亚危机一直没有摆脱巴沙尔去留这一实质难题。巴沙尔去留不仅关乎沙特与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角力，更关乎美俄在欧亚大陆的争夺与利益置换。因为巴沙尔掌控下的叙利亚构成“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中枢，且叙伊（朗）、叙俄是同盟关系，俄伊是友好合作关系。美沙等国欲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而腰斩“什叶派新月地带”，美国在乌克兰陷入战略僵持，均面临一些困难，包括后续手段不足和难以协调盟友配合，这就需要通过利益置换来缓和关系，相互“松绑”和喘息。而巴沙尔政权的命运似可作为美俄利益置换的筹码。俄罗斯是否能一直力挺巴沙尔政权，取决于美国能否在欧亚大陆对俄罗斯做出地缘政治让步。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尚看不出美国让步的迹象。尽管叙危机走向关涉美俄重要战略利益，且美俄均采取了有限军事介入，但双方均力避在叙直接交战。

纵观叙危机六年多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1年初至2014年9月，美国及沙特等国为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惜支持包括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反对派，以达到低成本“借刀杀人”之目的，即只要是决心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势力，美沙等国都予以支持。然而，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和伊朗援助下顶住了反对派的武装进攻，反对派则严重分化，以“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威胁到西方国家及其中东盟友的制度安全，迫使美欧及中东盟友不得不将“反恐”置于“政权更迭”之前。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至今，美国中东政策（包括对叙政策）经历了由奥巴马时期向特朗普时期的调整，实现了由“反恐优先”向“反恐与政权更迭并重”的转变。2017年4月美国对叙空军基地的巡航导弹攻击以及特朗普等随后的涉叙政策表态，正是如上转变之标志。

应该指出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权更迭”，是以不投入大量美军地面部队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倒巴沙尔”（下文简称“倒巴”）进程的主要形式仍是代理人战争，耗费时日。为达成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美国至少需要做四件事：第一，驻叙美军（约1000人）作为政治威慑手段，首先阻隔叙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的进攻，使反政府武装重整旗鼓，继而对反政府武装实施战场培训，大幅提升其战力。此举旨在推促战场力量对比逐步发生有利于反政府武装的演变。同时，对叙各战略要地和政府军兵力火力配置实施战场侦察，为将来“倒巴”军事行动提供可靠情报支撑。第二，对由库族为主干的“叙民主军”实施政治改造，使其由打击“伊斯兰国”的力量转变为“倒巴”力量。第三，主动改善因2016年“7·15政变”而恶化的美土关系，使土耳其改变对“叙民主军”的立场，并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倒巴”阵营中。第四，争取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及约旦等地区盟友加大支持叙反对派的力度。

如今叙利亚战场各路反对派武装的利益取向与叙利亚战乱第一阶段的情况大不相同。此前，推翻巴沙尔政权是各路反对派武装的共同目标，且有不同程度的配合。因战局不妙且美国无力统合，于是反对派武装各寻靠山，在抵抗巴沙尔政权清剿的同时，彼此间抢夺地盘，相互火并。虽然叙境内大大小小反对派武装有上百支，但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背靠美国支持，目前看主要以“叙民主军”为代表；第二类背靠沙特、卡塔尔等国极端宗教势力的财力支持，主要以“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为代表；第三类脚踩几只船，包括接受美、沙、卡支持，但主要投靠土耳其，如“叙自由军”和“土库曼旅”。

从实力及所控区域看，目前最强的是“叙民主军”，约有8万多武装人员，主干是库族武装“人民保护军”和“妇女保护军”，余部由阿拉伯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组成，约有1万人。“叙民主军”依托“北叙联邦”根据地生存发展，范围不仅囊括整个罗加瓦地区[7]，还将地盘延伸至阿勒颇、哈赛克、拉卡、代尔祖尔等省部分地区。目前，“叙民主军”已经发动夺取“伊斯兰国”临时首都拉卡的战役，将其并入“北叙联邦”的意图明显。如此看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领导下的“叙民主军”已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未来走向的关键力量。

从政治诉求看，“民主联盟党”首先致力于将“北叙联邦”变成国中之国，并坐大做强，打击“伊斯兰国”和推翻巴沙尔政权仅仅是其争取美国扶植一个途径。无论巴沙尔是否被推翻，“北叙联邦”都恐难被外力所灭。叙利亚“碎片化”如今已是事实，未来的叙利亚能否再次一统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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