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重大标志，是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论断的背后，既包含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包含社会结构分析；既指出了中国发展正走向新阶段，也指出未来发展将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2016年，修远基金会联合各学科学者围绕新时代、新周期开展研讨，撰写了《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的研究报告。今天，我们重新编发这份报告，期待与读者一起，更好地理解和思考 “新时代”命题，以及其背后涉及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报告对“新周期”讨论直指“新时代”命题，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新的全球化形势：中国的成长以及全球生产链条的复杂变迁使得简单地“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聚焦内部驱动力（创新经济与转型升级），还需要探索中国引领的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二是新的社会结构：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在被市场化、工业化进程重新定义，如何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保持社会发展必要的流动性，可能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大挑战。三是新的治理逻辑：从政治形势看，内外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复杂变化，最终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政治运行逻辑提出的新挑战。更进一步说，新的全球化形势、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治理逻辑，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处于社会撕裂、贫富分化、代表制失灵的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这恰恰是“新时代”的时代性所在，而更好地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成为“新时代”的普遍性历史命题。
▍引言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的政治、经济改革战略，开启了中国特有的政经周期，伴随反腐整风、吏治刷新、经济结构调整、军队改革等一系列大手笔举措，意识形态领域及社会舆论呈现出剧烈分化的态势。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对新的政经周期背后的历史逻辑却聚讼纷纭。有人怀疑这是否还是“100年不动摇”思想路线的继续？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之后应有普世主义的政治改革的历史逻辑能否得到遵循？有人则由于30年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伦理失序、环境恶化，而干脆主张重返共和国第一个30年。
实际上，上述种种争论可能都已经脱离了当下的实际：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30年改革开放所依循的搭欧美世界经济便车的模式已经难以延续，作为后发国家效仿对象的代议制民主及其政党宪政制度也大面积失灵，曾经的“政经改革模板”都不同程度地失效；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剧烈变动，以农民工、城市白领、企业家为主体的新阶级正不断生成，传统的工农社会正不断重组，政府治理的对象已从农耕时代的静态社会，加速转变为高度流动的动态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已从传统的集体主义转向权利意识突出的个人主义，因此，重返前30年的老路也已经不具可能性。
以上种种明显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动趋势，均提示人们，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方，隐约呈现出一些新的基础性的规律，仿佛出现了新的周期——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周期，邓小平时代是共和国的第二个周期，那么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是否正在步向一个新的周期？
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待和想象，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性条件之上，必须建立在对可能存在的新周期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则，一切的呼吁都只是政治幻想。
本报告的目的，即在于讨论自十八大以来新的政经周期背后的历史逻辑，揭示内在于当下中国种种争议不断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层规律，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更加自觉，更加能动地导向未来。
▍一、新的内外关系格局
1.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发展路线的调整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开始遭遇较大困难，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结构性矛盾凸显，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延续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期，步入“新常态”。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常态”、理解当下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追溯过去一轮经济增长的历史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迁的原因。
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开始于1970年代末。中国在1970年代末进行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也将西方带出了1970年代中期的“滞胀危机”，带动了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的繁荣。
从表面上看，“滞胀”问题源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已有的空间格局之下，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到达顶点，没有了价值洼地，生产链条中不同区域内生产资料价格趋于一致，持续盈利不再可能。为了走出1970年代滞胀危机，西方各国也进行了一些主动调整，通过市场化改革、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里根和撒切尔改革）重新理顺了资源配置体系，再度激发了经济活力。
但是，这种改革只是存量的调整，真正的增量来源于资本活动空间的升级与扩大——在物理空间的广度上和虚拟空间的深度上都能得到扩张。正像马克思为我们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特征，是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要求资源和市场可以不断开拓，由此资本才能无限增值。开拓资源和市场，就是开拓新空间，地理大发现、技术革命，都是在不同层面开辟新空间。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新的空间和价值洼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之中，而接下来的80、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瓦解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变迁，带来了对原有空间的深化利用，开辟了虚拟领域扩充资本的活动空间。
这也正如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费尔南·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乔万尼·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到大卫· 哈维（David Harvey）等资本主义的追踪者与研究者向我们揭示的：随着资本量的增大，资本所需的空间也需不断扩大，需要从一个竞争加剧的旧空间，跳跃至一个可以进行新一轮物质扩张的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新空间。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加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推进了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意味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升级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利用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劳动力的高素质与低成本，降低了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成本，进而使自身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获得了巨额的贸易收益，而发达国家也享受了中国低成本商品的红利，中国与西方相互需要，各取所需。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结束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持续性不利影响，已经超出多数人的预期，经济复苏面临重重困难，全球性的贸易与生产规模处于持续性的下降轨道。
例如，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之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性下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从1999年到2006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2.6%，2014年这一数值下降至2.1%。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其劳动生产率也持续下降：2008年至2015年，美国年度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约为1.5%，不到上一次经济繁荣期（1995〜2003）年均增幅（3.5%）的一半。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也从2010年前后10%左右的年均增幅持续下降至2015年的7%左右。
除了这些具体经济数据的下滑，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还进一步表现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治理体系出现严重困难。全球化秩序的三个支点——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以美元信用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以WTO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都受到冲击和挑战。
对于美国、欧洲而言，一方面，因自由贸易对其不再有利，它们不断推出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它们也逐渐以TTP、TTIP等区域性经济政治设置，从全球化逐渐退后到区域整合，以此隔绝风险、整合区域市场，为将来更严酷的竞争积蓄力量。WTO体系因此受到挑战。
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动荡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的薄弱环节更易发生混乱。中东、非洲、拉美这些地区当前出现的社会危机和区域战争导致的难民等问题，又会向欧美地区扩散。联合国等传统国际政治协调机制，在这样的场景面前显然已无力应付。而为了应对危机，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导致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不断孕育新的金融风险，暴露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危机。
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过去30余年全球经济持续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持续30余年的狂飙突进的资本全球化历程，也已进入深度调整期，区域一体化、区域整合，这个原本就潜在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线索，将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题——在空间的广度无法增长的情况下，需要转向对已有空间纵深化的利用与整合。
从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向，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无论是外部需求不足带来的国际贸易动力不足，还是国际格局的整体变化，都可能导致中国长期发展道路面临深刻挑战。如果说，过去30余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融入全球市场，而在全球化步入深度调整期的当下，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延续过去以大规模廉价商品输出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经济模式。在世界市场相对衰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根据历史趋势变化重新定位行动的基本逻辑，需要更多地从内部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
2.中国经济的内生需求：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进入2012年以后，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一些新迹象也开始涌现：
在商业环境领域，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依托，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国不断出现，电商和快递行业高速发展，出现了类似于淘宝网销售额过万亿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出现了以智能手机应用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空间，也出现了类似于小米、滴滴出行、大疆无人机这样的新兴明星企业；
在工业技术领域，以装备制造为中心，中国企业的技术突破大规模出现，高铁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大型客机制造业走向正轨，超级计算机不断推陈出新，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
在消费市场领域，中国社会财富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自身生活品质有着更高要求的新一代市民、新生代农民规模超过数亿，消费能力惊人。伴随着新一代消费主体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要求的升级换代，中国出现了汽车销售规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样的象征性事件，也出现了电商行业对传统农村市场的进军与开发。
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跨国收购成为趋势，如美的收购库卡机器人，中国种业收购瑞士先正达集团等。
所有的这些新迹象，表明了中国经济虽然遭遇到暂时性困难，但我们内部的一些创新性要素和能力，正在快速成长之中。
在过去30余年全球化扩张的大周期中，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巨量的社会资本，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开放前30年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工业化体系，也进一步开阔了内部的经济空间。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涌现了多元性的经济主体，并进一步激活了市场要素，使得市场体系出现了向更高阶段演化的趋势。正是这些活跃的多元经济主体以及其他活跃的经济要素，让中国经济至今仍然具备突出的活跃度，并由此形成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基础，构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和经济自主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产业，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其背后是工业系统的演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必须建立在已有的相对完善的工业基础之上。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当下，中国的工业系统非常完备，既有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代表的制造行业，也有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为基础的重工业，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密集型先进装备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既是维持经济发展和保证人民就业的基础，也是我们推动“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前提。在全球化条件下，虽然出现了欧美的中低端行业外移的现象，但依托于大型跨国集团的强大生产组织能力和金融、军事、技术霸权，欧美的高端行业依然可以实现对中低端行业间接但有效的控制。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显然还不具备此种去地域化的产业控制能力，如果盲目追求高端行业而忽视中端、低端的基础产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高端行业的先在者——欧美跨国企业，显然不会乐见出现具有威胁的后来者，自然会以强大而完善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壁垒来限制自身技术的外泄，因此，中国的高端突破，更多地必须建立在提升低端和中端的基础上，自主性地实现。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依靠的是大规模、廉价的制造商品靠量取胜来获得市场空间，今天，在国际市场空间的广度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探索对国内生产、市场空间深度的挖掘，告别旧有的粗放式“量”的扩张模式，探索从量变向质变的转移。
当前，为了顺利地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工业体系的扩展与演化，为了给各类企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我们需要比当下更大的市场空间和行动舞台。正是在这样一种内生力量的推动下，2013年以来，中央决策层大力倡导“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推动中国自身的区域化布局：将中国与周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进行经济空间的深度整合和开发，实现经济网络在更大范围内的生长。
目前，中国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节点之上，掌握着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大规模的资本持有量，不仅连接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发展中国家，也连接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发达国家。如果中国能从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合作中找到既促进他国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分工结构，就意味着可以打造出区域共同利益，形成区域共同体。中国也将借由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契机，来学习和参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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