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或译为奥尔班，Viktor Orbán）于2017年发表的圣诞演讲，“We Europeans Are Christians:Christmas Address 2017”。本文转译自美国保守派刊物《富有想象力的保守主义者》。
此刻，我们正等待着基督教世界最盛大节日的来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日。在无声的等待中，我们抬起眼睛，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灵魂的视野就此变得开阔。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我们可以总结过去一年的情况，并再次考虑来年我们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任务。
不管你是否承认、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欧洲人一直生活在一个遵循基督教教义的文化中。在此，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匈牙利前总理安塔尔·约瑟夫（József Antall）的名言：“在欧洲，即使无神论者也是基督徒。” 我们匈牙利人无疑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通过我们的母语——它与其他欧洲国家素无关系——了解并塑造了现实，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遗产。（注：匈牙利语是欧洲最广泛使用的非印欧语系语言）
我们从Mihály Babits（注：1883-1941，匈牙利诗人、作家，其诗歌主题多与基督教有关）那里得知，匈牙利精神是在我们的东方性格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联姻的产物。我们还可以说，它是匈牙利人的世界观和心智的源头。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有许多困难、困惑、孤独，以及面对周遭世界有一种陌生感。然而，匈牙利一千年来基督教的本质和我们的生活信仰使我们一直处于欧洲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仍忠实于我们的母语文化，同时对我们国家在一千年里为欧洲的崛起所做的贡献而自豪。
《马可福音》说，基督的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如己”。现今的欧洲围绕着基督的这条诫命已有很多讨论。人们经常用它来指责我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同时又宣布不希望接纳其他大陆的数百万人在欧洲定居——甚至拒绝让他们入境。
然而这条诫命包括了两部分，我们的批评者忘记了第二部分：我们必须爱我们的邻居，但我们也必须爱我们自己。爱自己意味着去接受并捍卫一切能够体现我们身份的东西。爱自己意味着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家庭、爱匈牙利文化和爱欧洲文明。在这些背景下，我们的自由——匈牙利的自由——才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呈现。
数百年以来，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匈牙利的自由也是欧洲自由的保证。在奥斯曼人征服时期，正是这种使命感使我们匈牙利人坚守阵地。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裴多菲（Petőfi）及其同胞浴血奋战，而且，正是这种使命感使匈牙利青年在1956年的十月事件中勇敢无畏。我们的基本法写道，“我们为吾王圣·斯蒂芬一千年前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匈牙利国而骄傲，为他使我国成为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而自豪”，它还写道，“我们承认基督教在维持民族性（Nationhood）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注：圣·斯蒂芬，即圣·伊什特万一世（匈牙利语： István，约970年至975年之间—1038年8月15日），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大公（997年—1001年）和第一位国王（1001年起）。伊什特万原名沃伊克，其后在受洗后改名为伊什特万，997年，伊什特万一世继承其父盖萨大公，据有西北方的潘诺尼亚平原，伊什特万靠着外来的武士及一些地方贵族打败了受异教战士支持的叔父，成为拥有实权的匈牙利大公。1000年12月25日，在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主持下伊什特万加冕称王，成为匈牙利第一任国王。伊什特万一世统治时期，马扎尔人完成了从游牧部落向封建国家的转变。他在马扎尔民族中推行天主教信仰。1001年，教皇为伊什特万一世加冕，从此匈牙利升格为王国。
当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划出界限时，我们就把基督教文化标记为我们骄傲和支持力的源泉。基督教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我们已然生活在其中。其实质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去教堂，或者又有多少人虔诚地祷告。文化是日常生活的现实：我们如何同他人谈话、如何待人处事；我们彼此如何保持距离又如何相互接近；我们如何来到这个世上又如何离开它。对欧洲人来说，基督教文化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价值观念。当遇到困惑时，基督教能够给予参照和指导。在生活的矛盾中，基督教文化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决定了我们对正义和不义、男女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功、工作和荣誉的理解。
我们的文化就是生命的文化。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人生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就是生命的价值，就是每个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尊严。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评价“人权”和类似的现代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怀疑我们是否能将其输出到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文明之中。
欧洲生活的基本要素正在遭受攻击。现在，欧洲那不言而喻的本质正面临威胁：人们不需要深入思考这些，而只需要采取行动。文化的本质是，如果它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参照点：一个人将没有立足点，他将没有任何参照去反省自己。不管我们是否去教堂做礼拜——或者如果去的话——我们都不希望被迫拉起窗帘隐晦地去庆祝圣诞节，以免伤害他人的感情。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圣诞市场被重新命名，我们也绝不希望不得不撤到坚固的栅栏之后。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被剥夺获得圣尼古拉斯、圣诞老人和圣诞天使的欢乐的权利。我们不愿意耶稣的复活日被夺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宗教节日和仪式被焦虑和恐惧所困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人和女儿在新年前夜狂欢的人群中被猥亵。
我们欧洲人是基督徒。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耶稣降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复活是天经地义的。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宗教节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期待它们为我们日常生活赋予意义。文化类似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只要它工作正常，我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当削弱时，它开始变得引人注意、变得格外重要。当十字架被从照片上抹去的时候，当人们试图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雕塑上摘下十字架的时候，当他们试图改变我们庆祝节日的方式时，每一个有正义感的欧洲公民都充满了愤怒。对于那些基督教徒来说也是如此——正如尤哈茨·吉拉（Gyula Juhász）英明地指出——“只不过是用圣水浇灌的异教徒”。甚至像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这样的人也是如此，作为“无神论者的基督徒”，他们也为欧洲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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