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磨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尖锐的冲突。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在国民党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第一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1]因此，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2]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3]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4]次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400余中共党员和相当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5]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6]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7]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8]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中共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中共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中共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中共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1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10]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11]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2]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削弱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人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3]

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14]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15]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6]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发生的磨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署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解决类似磨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这些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枝，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17]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18]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发作而致病重。

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19]

第二节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

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苏联方面加速中国革命进程的意图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激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强烈愿望。十分明显，就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而言，苏联这时最担心的敌人还是日本。由于在直、皖、奉几派军阀势力当中，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最差，因此苏联方面曾极力试图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妥协。不料吴对苏联并不买账，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因为，无论是奉系张作霖，还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国对苏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北京兵变，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

1925年初，加拉罕通过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等，利用关系，首先开始做驻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胡同意苏联方面派军事顾问团到第二军进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计划告吹。[20]好在这时，鲍罗廷也成功地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使冯看到了与苏联合作的好处，表示愿意与苏联携手，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让加拉罕深受鼓舞。他在4月28日向准备派往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说明对冯策略时，明确肯定：“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应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当即拨出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及相当数量的弹药，并提供飞机10架等，经外蒙古之库伦迅速运送给驻张家口的冯军。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更是多次讨论了进一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大规模援助计划的可能性。[21]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显超过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援助。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加拉罕所说的：“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即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22]

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联合皖、赣、苏、闽数省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直系军阀吴佩孚随即出山，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南方各省讨奉军一时蜂起，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这时也四处活动。其代表不仅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加拉罕还通过各种关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龄的妻子，策反了这位在奉军颇有实力的年轻将军。如果冯玉祥这个时候能够登高一呼，起来夺取北京和直隶省，向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乘机造反，应当不愁张作霖不倒。为此，在苏联外交人员的推动下，北京城里中共和国民党也掀起了阵阵群众示威狂澜，中共中央并且发出了“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的号召。[23]

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广泛联合和组织反奉统一战线的时候，广州这边鲍罗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右翼势力刺杀了左翼领袖廖仲恺的混乱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内具有右倾倾向的实权派领袖许崇智和胡汉民，而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推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高位。随即，在1926年1月，以汪、蒋为核心，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尽管，由于此前突然发生了近半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齐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开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的严重事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不得不主动提出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的办法，来争取其他动摇的中委和监委不倒向“西山会议派”，但是，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实权地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强了。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则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而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共产党员已达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军各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和9个团里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时，苏联顾问这时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实际上的领导人，中共在广东还掌握了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着大约1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60万参加了农会的农民。可见，中共的力量仍旧对那些强烈地担心国民党未来命运的国民党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不过，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的手中。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蒋在几乎所有苏联军事顾问的眼里，都是坚定的左派，并且是广州最革命的一分子。[24]因此，这个时候的广州国民党，理当不会发生严重问题。却不料，国民党二大刚刚开过不久，就发生了带有明显排斥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性质的三二〇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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