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部族社会在春秋战国时形成于黄河流域之北及青海东部，他们与华夏帝国相生相成——早期混合经济人群的南下争资源，促成华夏以帝国来保护南方资源，而华夏帝国隔断南方资源又迫使北方人群全面游牧化。到汉、魏晋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突破长城封锁线，从此到隋唐时期华夏帝国发生的质变，形成了一部中原帝国与其周边游牧部族互动之历史。
长城边缘地带
汉与魏晋南北朝之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几度建立起统合整个草原的大汗国，以此施压于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而获得资源。然而此种统合趋势以及由此建立的大汗国，也不断受到其内部各个部落群体独立自主力量的挑战。特别是，靠近长城因而经常得借着互市、贡赐从长城内获得资源的部族，与草原西部、北部的游牧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分裂；此历史发展一如南北匈奴的分裂。
隋唐时期突厥汗国的建立、扩张与分裂，大致循着匈奴的途径。公元6世纪中，突厥首领土门（伊利可汗），在漠北建立汗国。至土门之子木杆可汗在位时，突厥汗国以将其资源领域范围扩张至蒙古草原的各方边缘，通过与边缘外各种国家、部族的互动，以获得支持此政治体的必要资源。然而在木杆可汗之后，中原之北的东突厥与西部突厥部落分裂而敌对，两者渐行渐远。经济生上各有所倚重——前者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后者与内亚定居城邦及各游牧、半游牧部族有共生关系——应是两者分裂的基本原因。西突厥后来为唐所破（公元659 年），东突厥统治蒙古地区，对唐朝叛服无常。
唐朝疆域图
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北边又陷于各地方政权的割据与混战中。此时契丹之部落联盟崛起于西辽河流域，积极发展农牧，吸纳汉人移民——这都与拓跋鲜卑兴起的模式相同。其名王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阿保机子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治下包括契丹、汉与部分蒙古草原部族。北宋一直受辽国的军事威胁，只有以每年供应辽银、布匹等物以求免。后来原居于契丹之北森林草原带上的女真兴起，建国为金；其兴起模式亦如拓跋鲜卑，以及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大金国在十余年间灭了辽，以及北宋，成为统一华北的中原王朝。后来原臣服于金的蒙古逐渐统合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并往南争夺资源。此时作为中原王朝继承者的大金王国成为长城资源界线的维护者，阻止草原部族的入侵。
辽代胡瓌描绘的契丹人《出猎图》
公元12 世纪时的蒙古，依《蒙古秘史》记载，当时草原上的情况是“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建立各种制度结合草原上各游牧部族的力量，向四方扩张资源界线。蒙古帝国的资源领域雄心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多年的四方征伐，他们建立起包括四大汗国的蒙古帝国，然而不久四大汗国形同独立。在南侵方面，他们于1234 年灭了金朝，1276 年灭了南宋，蒙古大汗成为中原的统治者。然而此时长城之北的游牧人群并非皆能享受由南方流入的资源，相反，另一些“边界”让许多牧民生活更贫困。这些“边界”一则是为了凝聚力量、防范各部相攻掠所订定的万户、千户、百户体制。这个类似匈奴帝国下诸部落“各有分地”的制度，将牧民固定在各级领袖的领地内，擅离者会被处死。
美剧《马可·波罗》中的蒙古人
还有一种“边界”则是帝国统御下被强化的社会阶级界线。由皇帝、大汗至各级领袖形成世袭的层层阶级，享受优渥的资源，牧民则负担沉重的差役、赋税。这两种边界，如前所言，在匈奴帝国中即已存在，但在元代蒙古帝国治下由于统御技术进步而更深化。蒙古帝国解体后，草原上各部落草场领域之界线由于各部间的争战而有很多变化，但基本上仍通过贵族间的妥协而稳固存在。因为只有各部落贵族领域间的边界确定，才能让有移动能力的牧民无所脱逃。也因此，社会内的阶级边界不因蒙古帝国解体而消失，明清时期草原上的社会阶级区分与资源分配问题更严重。以此而言，长城之北原来由于人之“移动力”所造成的社会平等自主特质消失殆尽，而与长城之南定居农民的阶级社会愈来愈无差别。
匈奴弓复制品
蒙元统治不及百年而结束（1279 至1368 年），绝大多数的蒙古部族退回草原。在明代他们仍如历史上的草原游牧部族，不断企图突破中原的资源封锁线。在15 世纪末至17 世纪初之间，蒙古草原上大略分为漠南、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蒙古）等三大部。漠南与漠北蒙古合称东部蒙古，相对于西方的卫拉特蒙古（瓦剌部），漠南又是东部蒙古的核心地区。明代东部蒙古中屡出雄才大略的大汗，如达延汗、俺答汗等。他们虽能短暂地统一东西及大漠南北，但终由于各部“平等自主”“自作抉择”之部落本质以及缺乏共同敌人与利益而难以稳固结合。更由于也先、达延汗等东蒙古大汗的政治威权依赖不断对明王朝发动战争并由长城之南获得资源来滋养，因而与较依赖与西域、中亚往来获得利益的漠西卫拉特蒙古（瓦剌）难以同心协力。特别是，漠南蒙古与明朝在大多数时段皆维持和平互市关系。漠南的俺答汗在位时期，他先以武力逼迫明朝开边市贸易，而后以和平贸易来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这都是南匈奴以来所形成之历史本相下的作为。然而俺答汗亦有突破此历史本相的创举：他接纳进入漠南谋生的汉人逃兵、难民，给予他们牛羊、耕具、农地，在土默特地区开发农区鼓励垦殖。在此发展下，漠南蒙古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间的差异愈来愈大。明代广开边市贸易对蒙古草原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物资的流动、交换与再分配，更强化了蒙古牧民社会中的阶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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