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初至１９７２年末是美国派遣美军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南的入侵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继而又实行“战争越南化”方针；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苏联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苏联在越南的地位随之大大提高，苏越关系趋向密切。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至１９６９年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进入７０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由敌对走向对抗。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面对越苏将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国在大力援越的同时忧虑与戒心倍增，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１]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６０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２]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这种矛盾冲突发生的背景，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３]

一、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１９６４年；特别是１９６４年６月，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４]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５]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６]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７]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１９６５年２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８]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９]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４月２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１０]一面在４月１２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１１]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５月１９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１２]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１９６５年５月３１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１３]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６月２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Ｐ·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６月４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６月７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１４]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６月８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１５]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１６]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６日，美方在华沙第１２９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１７]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７３００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１９６２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１９６３年７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中苏之间，从１９６０年８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１９６４年９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２７９２起。[１８]其中１９６３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１７５起。[１９]是年３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９月２７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１１月２１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２０]此后，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教科书、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２１]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２２]

毛泽东则于１９６４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２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２３]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２４]虽然毛的这一表示，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２５]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２６]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２７]

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蒙又签订了为期２０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２８]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３月２８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２９]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３０]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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