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演讲的特殊场合，再加上经济学家们今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使我几乎无可避免地选择了这个题目。一方面，不久前刚刚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一个过程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这个过程，在一般民众的看法中，经济学已经赢得了类似于物理学的威望。另一方面，目前人们正在呼吁经济学家出来谈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摆脱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这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必须承认，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面。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沾沾自喜：我们的学问已经引起了一大堆麻烦。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物理学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关于这种往往被人称为“科学态度”的方法，我在大约30年以前就曾说过，“就科学一词的真正含义而言”，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因为它将一个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死板地运用于其他不同的领域”。今天我首先想解释一下，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谬误，如何直接导致了最近的经济政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
我曾与之论战的理论，是一种有关正确的科学方法的错误观念的产物，但是在过去30年里，它一直指导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它固执地认为，在总就业与商业及服务的总需求规模之间，有着简单的正比例关系。这使得人们以为，只要把货币支出总量维持在适当水平上，我们就能够永远保证充分就业。在为了解决广泛失业而提出的各种理论中，这或许是可以用强有力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持的唯一理论。但是我认为，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照这样的理论采取行动是十分有害的。
这使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与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在经济学中，以及在研究的现象十分复杂的其他学科中，我们能够取得数据进行研究的方面必定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那未必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在物理学中，一般认为，而且也很有理由认为，对受观察的事物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任何因素，其本身也是可以直接进行观察和计算的。但是，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其原因下面我还会做些解释。物理学的研究者对他认为重要的事项，能够根据不证自明的原则进行计算，而在社会科学中，碰巧有个事项能够进行计算，往往就被认为是重要的事项。它有时会达到这种地步：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只用可以进行数量计算的语言加以表述。
很难否认，这种要求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可能原因，做了十分武断的规定。人们常常十分幼稚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科学工作所必需的，但它却引起了一些荒谬的后果。我们当然知道，在谈论市场和类似的社会结构时，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计算的，对于它们，我们仅仅具有很不精确的一般知识。由于这些事实在任何具体场合中的作用无法用量化证据加以证实，于是那些发誓只接受他们所谓的科学证据的人，便对这些事实不屑一顾，他们因此也生出一种十分惬意的幻觉：他们能够进行计算的因素，才是唯一相关的因素。
例如，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量化证据的唯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唯一的因果关系。以此为标准，有可能存在着助长错误理论的更“科学的”证据，因为它比正确的解释更“科学”而被接受，至于正确的解释，却因为不具备足够的量化数据而被否定了。
为了对这种情况做一说明，让我简略谈谈我认为是造成广泛失业的主要的实际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如今时髦的理论所推荐的通货膨胀政策，从长远看无法治愈这种失业现象。在我看来正确的解释就是，在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分布与这些产出的生产中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对于使经济系统的不同部门之间供需达到一致的那些力量，以及出现这种一致的各种条件和有可能妨碍这种调整的各种因素，我们具有相当不错的“质的”知识。在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中，分立的步骤有赖于日常经验中的各种事实。凡是不怕麻烦从事这种论证的人，对于这些有关事实的假定或由此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几乎没有谁会表示怀疑。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失业表明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受到了扭曲（通常是因为垄断或政府的价格锁定），为了在所有部门恢复劳动力的供需平衡，有必要改变相对价格和转移一部分劳动力。
但是，当问到我们有关价格和工资的具体结构——为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顺利地不断售出所必需的结构——的量化证据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换言之，对于我们不太准确地称为均衡的状态赖以自动形成的一般条件，我们是了解的；但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假如市场达到了这种均衡，具体的价格和工资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期待由市场确定的价格和工资会使供需达到一致，但我们绝对无法提供统计学的资料，用以揭示现行的价格和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可以使目前的劳动力供应被不断售出的水平。可见，对失业原因的这种解释，从它可以被证伪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经验理论——例如，如果货币供应持续不断，普遍增加工资就不会导致失业；但它肯定不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有关工资率或劳动力分布的具体的量化预测的理论。
不过，在经济学这个领域，我们为什么必须为对某些事实的无知做出解释呢？须知，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肯定会期待科学家提供有关这种事实的准确知识。对自然科学的范例有所体验的人，会对这种立场十分不满，会坚持他们在自然科学中看到的证实原则，这也许不足为奇。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已简单说过的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差不多，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不同，它必须处理的是性质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以竞争过程为例，只有当它在相当多的行动的个人之间进行时，才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有些领域，特别是在出现的问题相互类似的自然科学领域，克服困难不必利用有关个别因素的特殊知识，而是可以求诸与这些因素有关的各种特征之出现频率或概率方面的相关数据。但是，只有当我们处理的对象是瓦伦•韦弗（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博士所说的“复杂的无机现象”，而不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应付的“复杂的有机现象”时，以上做法才是正确的。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差别，理应有更全面的理解。这里所谓复杂的有机现象，是指结构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其中个别的特性以及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并且取决于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解释这种结构的运行时，不能用统计数字取代有关各个因素的知识；如果我们打算用我们的理论对个别事件做出预测，就要对每个因素都有充分的了解。只要不具备这种有关个别因素的专门知识，我们就只能限于做出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s），即对自发形成的结构中某些一般特征的预测，其中不包括对构成整个结构的各个因素的具体描述。
我们的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决定着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的因素，就这一理论而言，以上所言尤其正确。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和工资的确定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科学的观察者或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无法全部掌握的。这当然就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所在，也是在不受政府权力压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它会逐渐取代其他秩序，并且在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中，可使更多有关具体事实的知识得到利用的原因，这些知识散布在无数的个人中间，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全部掌握的。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个过程的全部决定性因素，从而也无法知道在哪一种具体的价格和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与供应相等，因此我们无法测知它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而且我们无法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我们的理论——对价格和工资的“均衡”系统的偏离，使某些产品和服务不可能按定价售出——加以检验。
在继续谈论我眼下关心的题目，即以上情况对目前所实行的就业政策的影响之前，请允许我更具体地勾画一下我们的量化知识固有的局限性，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我这样做是想避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以为我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一概加以反对。事实上，我认为数学方法大有益处，它使我们可以利用代数方程式，去描述某个模型的一般性质，即使我们对决定其具体面貌的数据一无所知。没有这种代数方法，我们对市场中不同事件的相互依赖性，就很难窥其全貌。不过这也导致一种幻想，使我们认为可以用这种技术去搞定和预测各种量的数值，于是徒劳地想找出量的常数。尽管数理经济学的近代奠基人没有这种幻想，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不错，他们描述市场均衡的方程式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假如我们能够把抽象公式中所有的空白填上，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知道这些等式中的所有变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全部在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数量。然而正像这一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帕累托明确所言，它的意图并不是“达到对价格的量化计算”，因为如他所说，以为我们能够确定所有数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近代经济学的杰出先驱，16世纪的西班牙学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重要问题。他们强调，他们所说的pretium mathmaticum（数学价格），取决于如此多的具体条件，除上帝之外谁也无从知道。我经常希望我们的数理经济学家应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我必须坦言，我怀疑他们对可计算的量的追求，是否为我们从理论上理解经济现象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与他们在描述具体情况中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也不打算接受“这个研究分支仍十分年轻”这种借口。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爵士，毕竟是牛顿爵士在皇家学会里的主要同仁吧！
